3月8日，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预算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刚刚卸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罗伟其跟代表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除法，“如果有一个高校学生一年的学费是5000元，进行学分制改革后，除以40个学分，一个学分125元，按学分收费”。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除法”，却卡在了省发改委，学分制改革也遭遇梗阻。罗伟其说：“我想给发改委工作提个建议。”
“学校没有增加一分钱的收入，总量不变，但就这样一个转换，发改委卡得死死的。把学分制改革列为审批项目，要成本核算，又要走听证，生怕学校乱收费。”罗伟其说。
“而且收费标准还是12年前的。”罗伟其所说的这个收费标准是《关于做好2005年高等学校收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学分制收费应走听证程序，且将学分制收费列为审批事项。该规定是国家部委制定的，各地须遵照执行，地方政府没有自主管理的权力。
“高校对学分制改革积极性很高，教育行政部门积极性也很高。”罗伟其调研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广东，上海、浙江、湖南、江苏等省份高校都制定了学分制管理规定，但多数省份也都被卡在这一环，拿出的都是“改良”“折衷”的学分制方案。
“这个听什么证？不需要！”广东省发改委主任听了罗伟其的解释后，一下就明白了。但是到了省发改委下面的价格处，工作人员又搬出国家发改委的“尚方宝剑”：“这是上位法，不能改。”
为了这个事，罗伟其没少跟省发改委磨嘴皮子，最后终于松口，“允许我们拿几所学校做试点，前前后后折腾得够呛，效果依旧不明显”。
“别让重大的教育改革卡在细枝末节的政策条款上，为什么不能多一点灵活性？”罗伟其举了中国卫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的例子，他的遭遇让罗伟其心有戚戚焉。
几年前，叶培建一直在推动火星探测器计划，万事俱备，到了向财政部论证要钱的时候，却被一个处长卡住了。处长问院士：“上火星干啥？”这个问题竟把院士给问住了。处长的言外之意是：“把钱用到那里有什么作用，能增加多少GDP？”
罗伟其提高了音调：“我说的话可能重了点，但是这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
为什么要改？“4年的学费，拿学分一除，看似一个简单的收费改革，事实上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的重大改革。”罗伟其说。
“4年的学分，学生如果学有余力，完全可以3年修满毕业。如果学生想要休学创业或是放慢节奏，还可以用5年的时间修完。”罗伟其说，应按学期注册、按学分缴费、按学分毕业、按绩点授学位，赋予学生一定的自主选择专业方向、课程、教师、学习时间的权利。
“这个问题不能推给教育，只能发改委来办。”罗伟其建议发改委和相关部门简化程序，不再列为审批事项，不须经过听证环节，调整为要求学校按学分制收费的学费，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总额，并报有关部门备案即可。
本报北京3月8日电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赵秀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