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教育界别小组会上谈及留守儿童问题时透露，他自己也曾是留守儿童，并给在座委员讲述了亲身经历的故事：
我曾经也是留守儿童。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失业后带着母亲去上海闯荡，家里只剩外婆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直到1956年，父母觉得挣的钱可以养得起我们了，我们才来到上海。
那时候，老家的学校开了转学证明，我们到上海找教育部门要求上学，工作人员说“乡下教学质量不高，你们必须通过考试才能上学”。我考试合格了，分配在家附近的一所学校，户口马上迁了进来。
1956年的物质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读书没有各种各样的限制。现在打工人员及其子弟要想在上海落户口，很难；打工子弟要想在上海读书，要求父母有固定住房、固定工作等等。
我当时进的学校办在弄堂里面，连操场都没有。但它解决了我来到父母身边、在他们照看下念书的问题。所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有些地方本来已经让打工子弟入学了，但为了限制人口，从限制入学切入，连同孩子的父母一起赶出城市。以前很多人都说这是教育部的问题，其实在这一点上，教育部已经做到位了，现在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是跟着学籍走的。
严格讲，如果当初不让在上海读书，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到上海仅用了3个月，就可以说一口上海话了，跟周围同学没有什么不同。现在有人说打工子弟融不进城市，我认为他们融入不进来，是因为你歧视他们。
有一年两会，我去北京郊区一所很有名的农民工子弟小学，问其中一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四川来的。他是在北京出生的，从没去过四川，也不会讲四川话。但是他没有户口，到了高中就必须回老家。像这样的孩子，回原籍以后没有办法适应不同的教育教学方式和内容，成绩就会直线下降。本来很好的孩子，慢慢觉得自己的前途灰暗。
我这次的提案中，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强化义务制教育，确保学龄人口入学权利的提案》。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对于适龄人口要强制入学。现在，很多流动人口没有送孩子上学，有些地方政府不但没有给他们解决困难，而且没有采取过任何强制措施。
我建议：第一，政府要给流动人口提供入学条件；第二，家长如果不送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如果政府没有为流动人口入学创造条件，这就是政府的问题；如果政府提供了入学条件，家长不送孩子上学，那政府就可以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对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经教育督促还不改正的监护人，追究其法律责任。（本报记者 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