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沈大雷
初冬时节，午后的阳光薄薄地洒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园。距离教学楼不远的一处花园里，金黄的法国梧桐下，有几排雅致的木制座椅，这便是退休教师王栋生会客的地方。
常有慕名者来访，王栋生轻易不到办公楼会客，“那样会给老师们添麻烦，妨碍他们工作。”他一再说。
“王老师近来身体可好？”“老王今天来啦？”……曾经的同事看见王栋生，总是问长问短。
“托福，总算没有更糟糕。”每逢此时，王栋生总要驻足和他们聊上一会儿，“近来读哪些书？”“家里孩子还好吧？”此时的王栋生神情关切专注，是一位慈爱的长辈。
谈话间，看到几位来听课的教师骑着电动车从校园穿过，王栋生的脸色倏地变了，“就这么点距离，为什么不能推一下呢？学生可在看着呢！”他毫不留情地说，“这不是附中的教师，我们学校的老师从来不敢在校园里骑车，因为他们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苟且，就没有底线了。”
看到一位面色冷峻的老人远远地指着自己，有个骑车的老师赶紧从车上跳下来，低下头推着车快步走开。此时的王栋生，丝毫不讲情面。
王栋生是一位语文教师，又是一位杂文家。30年教师生涯，他心怀“人的教育”，主张教育要培养人格和情感健全的人；呼吁教师“不跪着教书”，践行着一位独立思考、敢于捍卫教育常识的教师的尊严。课余生活，他矢志创作，文风犀利，千余篇杂文谈笑怒骂，指向教育时弊。
王栋生，还是吴非
相比之下，王栋生的笔名吴非，更为世人熟知。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前方是什么》、《中国人的人生观》、《致青年教师》等流传甚广。吴非的读者里，不乏好奇者，费尽心思揣测“吴非”的寓意。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笔名，其由来竟然如同“张三”、“李四”一样稀松平常。
1968年12月，18岁的王栋生到农村插队，农民的贫困让他目瞪口呆。而文革时期，农民之间的批斗和揭发，人伦亲情的丧失，更让王栋生触目惊心。多年以后，王栋生将自己插队的经历戏称“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这段经历，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尊严，没有了人格”。
前途黯淡，生活维艰。1973年，在农村插队整整5年的王栋生遭遇了人生最苦闷的时期。此时，因为偶然的机会，王栋生得以结识剧作家陈白尘。这对年龄相差40多岁的一老一少以书信交往，谈创作，谈近现代史，谈时局……一来二去，竟然成了忘年交。“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王栋生说。
1978年3月，王栋生跨入南京师范大学校门，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那一年，他28岁。他一心想着“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于痴狂。
4年后，王栋生执教南师附中。他自愿选择从初一语文带班，从初中到高中完整地教了一个大循环，为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教育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愚弄青少年了！”亲眼见证文革乱象，王栋生对瞒和骗的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教育要培养人格、情感健全的人的想法，悄悄在他的内心埋下了种子。
“我总想，中国的教育缺少一种人道精神，我们教育的旗帜上，没有人性的光辉。”1987年，一篇《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的论文，把王栋生推上风口浪尖，当年的批判者认为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没多久，《扬子晚报》副刊的朋友请王栋生帮忙开杂文专栏，“再不写，笔杆子可就冷了。”朋友劝道。“既然写论文也遭祸，索性就写杂文吧。”王栋生试着写了三种长短、风格不一的杂文，分别以“张非”、“李非”、“吴非”作为标记，让编辑挑选。
编辑们看中标名“吴非”的那篇，专栏隔日开张，王栋生从此又成了“吴非”。苦难岁月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独立思考的记录，成为王栋生精神的源泉，他开始将饱含着“人、人性、人道精神”的教育思想诉诸笔端。
开始每周一篇，后来稿约多了，王栋生欲罢不能，二十多年，发表杂文、评论两三千篇，1996年以来，他三次获得“林放杂文奖”。文坛从此多了一个杂文家——吴非。
纯粹的教师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杂文家，我是语文教师，写作仅仅是我的习惯而已。”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杂文家的名衔，王栋生似乎淡然。
在王栋生眼里，有语文教师这一称呼相伴足矣。“中等的收入，朴素的生活，高尚的追求，这是一名纯粹的教师的境界，也是我所追求的人生。”王栋生说，“前两者可能不难做到，至于后者怕是要盖棺定论了。”说罢，他爽朗一笑。
作为教师的王栋生，是温和慈爱的。他说：“尊重人，把学生当人，人的教育才有可能实现。”在他的教育词典里，“人”出现的频率很高，对“人”的重视，是他教育思想的精髓。
他的课堂，学生生病了可以不用补交作业，“生病已经很苦了，最需要休息。高中阶段五百多节语文课，初中阶段六百多节，小学一千多节，耽误几节课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的课堂，学生可以睡觉。“我有这个自信，如果学生上我的课睡着了，肯定是极度疲劳，要不就是病了。”前些年，有个高三学生，第一节课就睡着了，王栋生特意嘱咐别的孩子不要吵醒他：“现在课业压力重，昨天肯定熬夜了。”
他的课堂，学生迟到了，不用喊“报告”，悄悄坐下就行了。“学生迟到肯定有原因，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啊！”
课上读学生作文，他会先问一句：“我可以读你的作文吗？”“学生年纪小，也要培养他们的权利意识，日记是私人隐秘的世界，有权不让别人看。”
在王栋生眼里，教育就是一个个这样的细节。
在餐厅吃饭，看到有的老师倒饭，他非常不安。老师抱怨：“饭菜难吃。”
“如果学生看见了，你的教育就归零，以后你很难有资格批评学生浪费了。”他说，“校园里面无小事，教育无小事。”
他也要求自己的学生成为真正的人。有时他会问学生：“那个扫地的清洁工姓什么？”“你在师大附中食堂用餐3年，能不能说出哪位师傅姓什么？”
“他们为你服务几年了，如果你连一个工人师傅都不认识的话，这就不是真正的附中人了。”他说。
在王栋生看来，教学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如果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敢有个人观点，如果学生连校政都不敢评论，把教师、家长的话奉若金科玉律，如果学生对社会灌输给他的任何东西都坚信不疑，会有什么结果？”王栋生曾有激愤之言，“那样，学校只能教出一群精神侏儒，只能培养驯服的、没有思想的奴隶。”
前些年，附中上下课的信号，一直用旧式电铃。王栋生认为，学生每天几十遍地听这种刺耳的电铃声，对身心健康不利，但是多次建议均无果。他患病大半年，没进教学楼。有一次，他偶然去学校，发现铃声变成了悦耳的乐曲。原来，这是学生李新宇向学校建议的。
王栋生惊喜地问她：“你是怎么做的？”李新宇说，她决心在毕业之前让学校把信号改过来，前后三次去校长室反映，要求停止使用电铃，改为乐曲。第三次反映不久，学校改变了信号。“这样的学生纯真可爱。”王栋生把心目中对学生的最高评价送给李新宇。
不过，较起真的王栋生有时也会令人难堪。
有一名他教过的学生上了大二，写信问候他，字写得很好，可是有三个错别字，还有几句不通，王栋生用红笔改过，把别字圈了，给学生寄了回去。此后许多年，学生没有再联系王栋生。“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可能不好,她也可能会埋怨我。但是，我是语文老师啊，看到学生犯错就不能放过”。
夏天，学生没能及时打扫教室里的盥洗间，污水横溢。王栋生罕见地发火了，严厉地批评学生。“这个时候，如果我保持沉默，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王栋生说。
有个学生家境贫困，却经常泡网吧，连续四五周不交作业。王栋生批评了他。学生威胁说，我去找校长投诉。王栋生愤怒地说：“你现在就去，我可以让他来教你的语文！”
“现在就有这样的学生，动辄就搬来关系或是校长来压制教师，怎么和市侩一样？风气太坏！”王栋生说，他可以容忍学生犯错误，但唯独不能容忍他们“告密”、“打小报告”，在他眼里，尊重学生，不是简单地迎合与敷衍，该管教就得管教，这是对学生的前途负责。
他的理想他的梦
王栋生的内心，一直有个教育梦：
“在早晨的阳光中，学生哼着歌向学校走去，有时能停下来看看太阳；他能经常地向教师提出有意思的问题，课堂上经常能有愉快的笑声；中午，他能吃到一份由政府提供的，全国城乡同一标准的营养餐；他能保有自己的爱好，下午4点起，他们在球场上奔跑叫喊，或者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在实验室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晚上，做完作业后，他捧起一本诗集，轻声地读给父母听……”（《致青年教师》）
有同行看到这段话，颇不以为然：“老王已经‘奔六’了，怎么还像做梦一样？”
“教育的环境正来自于教育者的理想。一名教师、校长若是没有理想，是很猥琐的。”王栋生说，“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时，尽管没有人提供免费午餐，上学时仍很开心，在学校里能做喜欢的事。为什么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呢？”
在王栋生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南师附中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
“当年，应试教学还不很盛行，很多学生受家长影响，热爱文学，读书多。讲课联系到一部外国名著，马上会有不少学生说‘看过了’；课间，总会有学生和你交流一部小说的情节。”
“带南京大学少年班时，冬天早上天没亮，我就爬大门进学校，到宿舍把学生喊起来，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学期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见世面；有经典影片，一定找来，组织他们看。”
……
正是在那个年代，王栋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教育原点，“要按照教育常识办事，教育观念正确了，下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基本教育观，包括常常被人提及的“不跪着教书”，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在王栋生的教育词典里，“常识”是又一个高频词。他常常讲“捍卫常识”，就是要尊重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是‘慢’的事业，就跟种树种庄稼一样。不要误了农时，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阳光有了，水分有了，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
“捍卫常识”，从那时起，王栋生没有在这一立场上后退一步。
他痛陈应试教育之弊和高考之痛，认为某些地方的“高考特种兵学校”，是夸大社会阴暗，借机把“丛林法则”引入校园；他创新实验，在高三阶段组织学生写社科论文，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自然、关注自我；2004年所谓的“南京高考之痛”，他不惧众口嚣嚣，表明立场，他坚持认为，课改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改造中国教育的唯一道路，教育已无路可退；他参与编写苏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前后近十年，耗去了他几乎全部的课余时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认为付出是值得的……
然而，回归现实，许多教师眼中仍旧只有高考，很多人拿着新教材照样用老办法教学。作为教科书的编写者，他唯有叹息。尽管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到了高三，他也不能不考虑学生利益，不得不教学生一些应试技巧，他因此感到遗憾。因为始终反对落后的应试教学，他遭受的攻讦颇为猛烈，对方显示出“群众基础”，而他往往单枪匹马。
“杨东平先生说过，对目前的应试教育，家长和学校各负一半责任。”王栋生无奈地说，“我看不起高考的水平，但是我的学生得上大学。”
于是，他经常想：在这个社会，如果教师按照教育常识教学，学生按自己的理想兴趣学习，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当这个学生走向社会时，是不是就没有幸福了呢？
王栋生从不认为教师人微言轻，他认为，教师可以和校长平等交流，对学校的决策发表看法，是教师的基本权利。
有校领导对教师颐指气使，不管教师多忙，总是把老师喊到校长办公室谈事。王栋生告诉校长：你不能对教师这样说话，正因为你是校长，你必须尊重这所学校的每一个人。
教师节，有个房地产商捐资，给教师颁发“奖教金”。作为获奖者，王栋生不想接受房地产商人的“奖励”，独自走出会场。某报得知后想报道这件事，王栋生却不同意，他说：“获奖的共有8个人，我可以退场，但我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每个人都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我没有私敌，虽然有人说我难相处。但如果你无视学校荣誉，跟教育常识作对，侮辱学生，我当然不客气，会跟你过不去。”王栋生说，“我早就不在意‘领导关心’和‘群众支持’，一傅众咻，我甚至也不再在意学生的理解——而只在意自己是否有遵循教育常识的勇气。”
书内书外的人生
写作，是王栋生的一生挚爱。因为写作，“吴非”享誉基础教育界，网络上，他拥有一大批忠实追随者，但是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有的教师质疑，“你在名校，你是杂文家、名人，是强势人物，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
“可是，我从开始到退休，一直就是普通教师，从没有一官半职。”王栋生说，“我能做成一些事，是因为我没有私欲。”
王栋生对被冠以“坚守”和“刻苦”之类的词常常表示反感：“我讨厌‘刻苦’这个词，我也从不‘刻苦’，因为我做的都是感兴趣的事，说我刻苦，岂不是侮辱我的智商吗？”“这是一项适合我的工作，谈不上‘坚守’。”
有的教师说，“你是个普通教师，干嘛那么操心。”王栋生回应说，“民间的‘国事管他娘’，教师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职业是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时下教育最缺的就是批判思维，教师一定要独立思考。思考是个人的事情，你是否认同我的价值观，对我来说不重要，我从不要求别人向我学习。”
写作，让许多未曾谋面的人熟知王栋生和“吴非”。课余时间，他也曾在各地演讲、做报告，和老师们交流。
2003年秋天，王栋生去云南支教。在为昆明石林县教师做报告时，发现现场有两个女教师，站在会场后面，一边抱着孩子喂奶，一边全神贯注地记着笔记。见此情景，他有点讲不下去了，便捂住了话筒，问校长能不能安排那两位女教师坐下。校长回答说，只要一坐下去，孩子便会哭，不忍心错过讲座，又不好影响其他人，便只好站着听讲座。
“能得到老师这样的敬重，我无比羞愧，我总是努力把课讲好。尽管我的智慧和知识是有限的，但我总觉得自己的工作条件比其他人要好，有什么理由不多做一些呢。”王栋生说。
记者与王栋生谈话间，一位外省特级教师发来一条短信，“我正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76岁的饶杰腾教授，正在谈您的《不跪着教书》。”“我和那位老先生心仪已久，却素未谋面，我身体不好，没有精力去参加那样的大会。”王栋生略显遗憾地说。但对他来说，能够因为教育主张相通而结识“同道中人”，绝对是件快意的事。
岁月会验证一切
在王栋生30年的教育生涯中，2010年1月6日，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早晨6点钟，王栋生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发现左眼看不见了。“或许是视网膜脱落吧？上完课再去医院也不迟。”他没有太过在意，又像往常一样，上了早读课和第一节课。
“我现在要去医院，我的左眼看不见了，可能要治疗一段时间。学校会有安排的，你们要听代课老师的话。”下了课，他平静地对学生说。
到了医院，已经9点半了。“你永远看不见了。”医生看了看他的眼睛，略显责备地说，“理论上讲，视网膜动脉栓塞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90分钟。你这个老师，一大早就发现问题了，怎么还跑去上课呢？”
“我是个老师啊，怎么能把五十多个学生扔在教室不管呢。再说，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当时我只以为是视网膜问题。”王栋生说。
静脉输液28天，眼部注射44天，服用中药100天，针灸10个月……无济于事。
“一个老师这样离开课堂，是很糟糕的。”王栋生心有不甘地说。治疗的过程漫长而又煎熬。南师附中校长陈履伟问王栋生，是否愿意再给学生上一轮“短篇小说选读”。“同学们想见到你，希望听到你的声音。”陈履伟说。
王栋生欣然同意。
病后第一次上课是10月16日，凌晨4点，王栋生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一节课是7点50分开始，课件是提前几天就做好了的，但他用残损的眼睛又仔细看了几遍，再把自己打理得整整齐齐。7点40分，王栋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
下课了，学生热烈鼓掌。“我又能上课了！”回到家里面，王栋生打电话向老朋友们报告。老友钱理群教授说：“我知道你能回到课堂，你肯定行！”好多老友、同行纷纷来信祝贺，那一刻，王栋生觉得很幸福。
61岁了，学校提出续骋。王栋生没有答应，他觉得会给学校、同事添麻烦，“作为语文老师，我现在字写不好了，看作业也困难了”。
学校还想请王栋生当“督导”，他坚辞不就。“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青年教师的课上得已经很好了，应当让他们自由地成长。”他说，“当然，如果他们有新的教学设计，请我观摩，我是很乐意的。听了他们的课，凭什么非得‘指导’一通呢。”
退休后的王栋生，生活变得有规律。他仍住在学校的宿舍，每天下午，他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到学校传达室取邮件。
离开了讲台，王栋生并不感到寂寞。在住了25年的旧屋里，他每天要阅读三万多字，还要写两三千字，“每天想的还是教育教学，”王栋生说，“一旦停止了思考，生活就没意思了。”
学校来了新生，提出想听听王老师讲校史，讲作文，他总是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学生们很喜欢同王栋生聊天，因为没有距离感，“听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回忆他的18岁，想想就很有趣。”
偶尔到校园里，碰到打招呼的学生，王栋生也会停下来致意，“不要怕困难，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实在不行就来找我。”一天下午，一位内心苦闷的学生找到王栋生，两人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谢谢老师，今天的话，能撑着我走好长时间一段路了。”学生说，王栋生听了感到满足。
“幸好没有大错。”回顾半生从教经历，王栋生如是说，“今天的工作，同事评价高，家长说你好，学生喜欢你，都未必是准确的评价。我总是在想，今天的教育会给几十年后的社会留下什么？岁月自会验证一切。”
王栋生语录
●我只觉得自己是个离不开土地的农夫，正在自己的地上播撒种子，我虔诚而恭敬，因为每一粒种子都会成为一个世界。
●我们基础教育中最缺少的，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的教育。教育如果不能培养为未来社会服务的人，就不是真正的教育。
●有教学个性的教师，他们的课往往体现着一种独立思考的意识，展现着自己的学养；而一个不善于思考问题的教师，只能做“传声筒”。
●教师当有正当的人性。一个人没有“人”的意识，没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那就不能从事教育工作。
●现在的社会文化日益成就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化，这种社会文化也造成了教育政绩观，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整个教育界的中心任务似乎都是为了当下，而不是为了未来。
●教育就是要慢，跟种树种庄稼一样。第一个不要误了农时，第二个在每个季节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阳光有了，水分有了，怎么可能生长不好呢。不要揠苗助长。
●我常说，这是一种适合我的职业。教育教学是那么有趣的事情，对我来说，像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它有痛苦有困惑，但这是跟幸福与快乐一道给你的，是完整的。我非常享受这种完整的感觉。
●不管哪个学科的教学，都应当讲究培育智慧，把学生作为可以发展的人去教育，而不是当作机器一样去“设置”；机器也会疲劳，也会损毁，何况人呢？
●如果学生在学校学会的方法不能直接或间接运用于观察社会生活，思考生命历程中的问题，而仅仅用来应付考试，这种“教育”不仅自欺欺人，也相当可怜。
●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语文教师不能跪着教语文，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
●社会对教师的道德要求高，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把教师当成可随意使唤的仆役，不仅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侮辱，也是对文明的亵渎。
●教育者的胸襟,是学生的天地。教师的胸襟有多宽,学生的精神天地就有多大。
王栋生，1950年生于南京，江苏省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