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文字改革迈出第一步
“你说的是陈光尧啊，他很早就研究汉字，对汉字简化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杂’（雜）字，本来很复杂，把‘杂’字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他创造的。”104岁的周有光先生在他北京后拐棒胡同寓所不足10平方米的书房里，拿起笔兴致勃勃地向记者演示“杂”字的简化。记者查阅了一本叫《简化字溯源》的书，在第87页，有“杂”字一条：“杂”最早见于1936年陈光尧《常用简化字表》。
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历历在目。周有光并不是具体做汉字简化工作的，他当时主要的精力放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上，但他对20世纪50年代的汉字简化工作的熟悉程度让人惊叹。
那是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自清末以来，简化汉字就一直是很多怀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要做的具有先觉意味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古老的汉字是中华民族头上的光环，也是沉重的负担。
无数的努力一直在民间进行着，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曙光才开始真正初现。
1949年10月10日，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研究团体在北京成立。这时，距新中国成立才仅仅10天。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民间研究团体，却有着极高的关注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毛泽东主席就指定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黎锦熙共同组织这个协会。看看这个由毛泽东主席指定的名单，就知道这个协会聚集了当时中国文史界的精英，他们要去做一件大事——改革中国的文字。
最早感受到曙光就要来临的可能是黎锦熙。
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1913年，他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1914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他是毛泽东主席的老师。黎锦熙生于1890年，新中国成立那年他已近60岁。对他而言，文字改革是他努力一生的追求。他是1922年《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的联署人之一。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订的。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说：“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进步人士纷纷为新中国的成立呐喊的时候，黎锦熙看到了新的政治环境下重启文字改革事业的希望。他给吴玉章写信并当面和他交换文字改革的见解。同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向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
黎锦熙为什么向吴玉章写信建议文字改革问题呢？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主席这段大家都熟悉的话，赞美的就是吴玉章，这话是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为吴玉章同志补办60寿辰的庆祝会上有感而发的。
当时吴玉章已经为民众的解放而风风雨雨地奋斗了40余年，是著名的延安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之一。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吴玉章等在苏联学习时，就研究创造适合国民脱盲需要的新文字。他们创立了拼音文字方案，称之为“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文字传到国内后，被人们热切关注和学习，短短几年间，中国各地成立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就有70多个，出版了60多种书籍，共印行10多万册，还创办了40多种刊物。这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到20世纪30年代末，吴玉章到延安工作，他积极推动新文字的推广，延安承认了新文字和汉字一样，是合法的文字。
吴玉章热心推动文字工作，并且有很高的政治威信。黎锦熙之所以积极向吴玉章进言，就是希望通过吴玉章来获得政府的支持，推动文字的改革。黎锦熙明白，没有政府的权威和推动，文字改革只能是研究而已，无法获得真正的效果。
吴玉章果然极其关注文字改革问题，他先是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表示支持，认为可以组织团体展开讨论新文字和简化字问题。吴玉章马上召开了文字座谈会，黎锦熙、罗常培、胡愈之、叶圣陶、陆志韦、陈定民、叶丁易等人出席会议，并决定发起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
8月25日，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请示文字改革的指导原则。毛泽东把信转给郭沫若、沈雁冰、马叙伦会商，郭等对吴玉章的信件发表了评述。他们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现在条件不成熟，主张成立机构进行专门的研究，在整理简体字的同时，用科学的方法统计常用汉字，把其中笔画繁多的进行简化，以作普及教育印制通俗读物之用。
经过这一系列的铺垫，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得以成立。
新中国的文字改革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从此，无数文字改革的支持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字改革中去，对他们来说，梦想逼近现实……
据统计，在协会成立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收到几百种汉语新文字方案。
民间对简体字的热情从未减退
1909年，晚清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提出把简体字作为正统文字。1921年，他又发表了《整理汉字的意见》，提出了简化汉字的具体办法，近代简体字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从汉字形体演变来看，汉字的总体趋势是简化。而简体字历代都有，主要在民间流行。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由于民间文学盛行，书籍出版增多，简体字在民间的流行多了起来。五四运动后，随着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兴起，简化字运动得到发展。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2年，他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认为，汉字太难，是“学术上、教育上之大障碍”，“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汉字的改革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了，来不及等拼音文字的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简化汉字。提案联署人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也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为简体字呼吁：“中国的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在随后的10多年里，知识界纷纷讨论简化字，许多热心简化字的文字工作者纷纷著文、出专著讨论简化汉字问题。后来亲自参与起草《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陈光尧，在1926年就编辑了一本《简字方案》的草稿，那时他年仅20岁。
陈光尧在他的《三十言志诗》中写道：“努力仍奋斗，辛苦约一年；《语丝》各刊物，载文广流传。十七十八年，沪报多同情；遍登拙作稿，国人始相惊。当时《新闻报》，初刊简字作；引起响应文，绵延至数月。”
这可以看作当时知识界讨论简化汉字热潮的一个侧影。
随后，汉字简化运动进入了实践阶段。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所谓“手头字”，指的是当时人民群众手头经常书写使用的汉字，这些汉字一般笔画比较简单。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第一批简体字表》，采用了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的324个，但这一行为随即遭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极力反对。不到一年，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当然，民间对简体字的热情并没有减退，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来加以实验。同年11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3150字）出版。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
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简体字运动在解放区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欢迎。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采用和创造了许多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随着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流行到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现在简化字中的“积”（積）、“极”（極）、“运”（運）、“动”（動）等都是解放区创造或流行的字。
方案数易其稿汉字简化研究掀起高潮
从清末以来，文字改革因被认为是启发民智的重要方式而为人们所关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文字的改革，拼音化是最终的道路，至于汉字简化，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但简化汉字更为迫切，毕竟从汉字到拼音化新文字的实现不是一天就能够完成的。而且，汉字的难学、难用已经严重阻碍了当时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周有光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清末以来，长期保持稳定的汉字已经和时代产生了矛盾。随着西方技术的引入，汉字笔画繁多的缺点明显地阻碍了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新文字的热情超过了对汉字简化的热情，汉字简化的工作并没有获得实质的开展。
据统计，仅1950年一年，全国就有60个县进行了新文字的推广活动，1.4万多人参加学习，6所大学和3所中学把新文字列为正式课程，有10多种新文字书籍和20多种新文字刊物出版。
直到1950年7月，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
新中国简化字的研究和选定工作开始了。
当年8月，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并确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并根据这个原则广泛搜集材料，编制了《常用简体汉字登记表》，从搜集的四五千个汉字中选出了1500多字，并分送各个方面征求意见，大家发现，《常用简体汉字登记表》中选定的许多简体字是资料提供的单位、团体和个人自创的，缺乏群众基础，推行比较困难。
根据这一情况，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考虑了简体字的选择原则——“述而不作”。周有光先生说：“我们有个原则，叫述而不作，这个原则是从民国时提出来的。当时的任务是在这基础上，注意汉字定量工作，适当减少通用汉字的数目，把异体字或可以相互通用的字尽量合并。”
1951年，《第一批汉字简化表（初稿）》完成，收录了比较通行的简体字555个。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研究和整理汉字简化的任务就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转到了该研究会。同年3月25日，研究会成立了汉字整理组，并在《第一批汉字简化表（初稿）》基础上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指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专家们开始大量搜集草书简体字的资料，研究简化规律，对常用字进行简化。同时，精简字数的工作也开始进行。
1953年年底，汉字整理组选定了338个流传最广、笔画也比较简单的简体字，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审阅后认为：只简化338个字太少了。
汉字整理组根据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的批示精神，在中央教育部公布的2000常用字的范围内，利用简化偏旁类推简化同类偏旁字的方法，对常用字进行简化，把简体字从338个扩充到1634个，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
但此稿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比较大，例如出版印刷部门要改动1600多个铜模，在技术上无法实现。据报道，当时，全国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几个模坯。
随后，汉字整理组对第三方案进行修改，并于1954年4月形成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四稿，并由叶恭绰、丁西林、魏建功3人做具体的整理工作。随后又整理出第五稿，并编成《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4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据周有光回忆，在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重庆参加国共合作的谈判，在重庆那段时间常召开座谈会，周有光都会参加。会议结束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陈望道老先生在语言学方面是我的老师，他支持我改行，我就改行了。”不久，周有光接到通知从上海调到北京。
谈起转行，周有光回忆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第一研究室，研究中心是拼音化问题；第二研究室主要研究汉字问题。领导认为我在汉语拼音方案方面过去发表过一些东西，另外我的主张还是有点道理吧，就让我主持第一研究室。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我也是委员。在文改会内部做汉字简化研究的人很少，一个是陈光尧，一个是曹伯韩。主要是外面的很多专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民国时代的研究为汉字简化作了很好的铺垫。”
周有光先生在1996年给魏建功先生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汉字都仔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魏建功先生是周有光先生的师辈，是他心目中所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文字改革学家，在周有光的眼里，不但自己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对普通人而言，魏建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他的学问我们也是陌生的，但他主持编纂的《新华字典》却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这本印数巨大的小字典伴随了中国人识字、成长的整个历程。
周有光先生的这段话，其实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在那个年代进行的前无古人的汉字简化工作，是有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并非臆测的那样草率和浮躁，所有参与的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1956年起开始进入“简化字时代”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刻，文字改革牵动了众多人的心。蒋竹如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湘潭人，五四运动时期曾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蒋竹如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蒋竹如仍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1955年2月，蒋竹如根据自己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写成专著，给毛泽东寄去，并附上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提出了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的问题，建议进行汉语文字改革。
毛泽东于5月1日给他回了信。信中这样写道：
竹如兄：
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比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
顺问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周有光回忆说：“新中国成立了，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80%的人都是文盲。这样去建设新中国不是开玩笑吗？”
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各种各样的扫盲班。一个博客名为“找乐的老太太”、70多岁的博主邰杰回忆了自己在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医院工作之余扫盲的故事。“医院休整期间我的工作更多更忙，办了几期‘速成识字班’进行扫盲，用的是祈建华‘速成识字法’”。
邰杰所说的“速成识字法”是上世纪50年代前期扫盲运动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祈建华在教学中探索出来的一种快捷的识字方法。在部队取得很好的效果后向全国推广，教育部于1952年5月15日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随安《松江省的成人教育》一文中有这样一个判断：“速成识字法”的推广使松江省（现黑龙江省东南部，所辖城市有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等，以哈尔滨为省会）的成人教育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个热潮。
这一判断基本可以说明当时“速成识字法”在全国扫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缩影，可以看到当时政府扫盲的急切之情。“速成识字法”的推广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最终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周有光回忆说，这个“速成识字法”到工人、农民那里去推广却没有成功，道理很简单，部队中的士兵都是青年，记忆力好，时间多。工人、农民要做工、务农啊，部队那一套就行不通了。
“速成识字法”失败之后，中央把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并加快了文字改革的进程。随着文字改革一系列工作的推进，文字改革从研究阶段向实践阶段过渡，标志性事件是1954年12月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说：“前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机构性质的改变。过去基本上是研究机构，现在就不同了，不能仅仅做研究工作，而且应该走到人民中间去，走到生活中间去，根据政府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推行各项文字改革的具体工作，把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就是在这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四批推行。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推广简化字进入了实施阶段。
简化汉字的推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1958年1月10日，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份由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执笔起草的报告很稳健地提出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感叹说，要稳健地走，不鼓吹，在当时这是绝对了不起的事情。报告里提道：“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赞，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名教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简写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盡、邊、辦’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1962年4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冰心的文章——《关于汉字整理和识字教学》，文章说：“首先，我是一万个赞成汉字简化的，先不必说为了听报告、写笔记的方便，这个念头可以说是在五十几年以前，我开始学写我的学名‘謝婉瑩’三个字的时候，已经萌动了。我这姓名一共四十几笔，写起来又要横平竖直，要用好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是个沉重的负担。记得小时候，在考算术时，我算简单的加减乘除的算题，比我在考卷上写上姓名用的时间还短。”
在国家的大力推行下，加上群众的热情，新中国的文字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有光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从1956年起，中国大陆开始进入“简化字时代”。
（本文写作得到周有光先生、李行健先生、傅永和先生以及于虹女士的帮助和指导）
毛泽东给蒋竹如的回信，谈关于汉字简化一事。
周有光近照。 本报记者 张树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