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晨光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根据这次讲话确定的方针，教育部在随后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支持部分高等学校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
上述决定被称为“985工程”，即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工程。在过去的10年间，“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流行语。
从“835建言”到“211工程”
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工程的缘起要从26年前的一次会议说起。
1983年5月，原国家教委在武汉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国首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尽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一封建议书在会上引起了震动。
参加会议的4位已退居二线的老教育家——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和大连理工大学名誉校长屈伯川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
建议国家拿出50个亿，重点资助50所高校，这是建议书的核心内容。4位老教育家称这些学校为“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
这一提议经有关部门转送给党中央、国务院后，受到了高度重视，其直接结果是，国家将部分高校列为重点院校，使它们成为我国高校中的“宝塔尖”。
这份建议后来被人们尊称为“835建言”，成就了一段知识分子上书建言、形成高层决策的佳话。几位共和国著名老一辈教育家关于择优重点投资的设想，实际上成为后来国家支持高等教育的两个重点工程——“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核心精神，它开启了“重中之重”的大门，将国家发展重点大学的战略性决策延续下去。
历史表明，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很快就会经济腾飞，国力强盛。
12世纪，世界著名大学形成于意大利，意大利因此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13世纪到14世纪，英国诞生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后，英国很快发生了工业革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强的帝国；19世纪，当德国兴起研究型大学不久后，就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并在很短时间里取得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当欧洲大学的理念传到了美国，并涌现出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著名大学后，美国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
孟子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积累的经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借鉴经验。
1987年9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王义遒接到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的通知，国家教委要组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考察两国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参加的高校有两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将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加入考察团。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研究生培养是当时我国高校的薄弱环节，主要是缺乏经验。而且，市场因素在当时国家各项工作中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高等教育如何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适应市场的方向转变，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向国外取经。”已经77岁的王义遒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经过充分的准备，王义遒跟随国家教委的考察团踏上了“求经”之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走访了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多伦多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10多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名校和美国科学院。考察内容以重点学科的学科建设为主，包括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产学研结合，以及教学评估、项目资助等，有时候一天开几个座谈会，热烈的讨论能够持续一整天。
“收获很大。”王义遒说，“尤其对国外名校的一些优势学科经常能得到国家项目以及州政府的重点资助，大家印象比较深，因为当时中国的高校，还没有得到过类似这种形式的政府支持。”
回国后，有关部门开始酝酿政府重点支持高校发展的模式。经过长达数年的筹备，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李岚清在讲话时指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21”和“100”两个核心数字，使1995年年底中央拨出专项资金开始实施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被命名为“211工程”。
“211工程”的启动使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航程。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上升为国家战略
1998年5月4日，我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举办的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迎来了自己建校100周年庆典。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学飞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应当说不是一个全国性事件，但由于北大独特的历史地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诉求引起政府的注意，提供了一个进入政府议事日程的机会，打开了一扇‘政策之窗’。”
为了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北京大学很早就开始筹划。在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回顾和宣传过去百年的辉煌还是为今后百年的发展确定方向？为此，北大曾发动师生进行讨论。
就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日子到来的两个月前，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闭幕，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向中外记者宣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
当时，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等都曾来到北大，建议北大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好时机下，参照中国科学院发起“知识创新工程”的经验，向中央政府提出政策诉求，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对今后发展的更大支持。
中国科学院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申请，在1998年2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财政部安排相关经费共计48.02亿元，以支持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
“与‘211工程’相比，‘知识创新工程’的资助对象更集中，建设目标更高，拨款数额相对也更大，这对‘985工程’政策的谋划和出台产生了直接的刺激和推动作用。”陈学飞对记者说。
1998年2月24日，在国家教委与北京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专题办公会议上，时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提出，拟邀请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庆祝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会后，北大迅速提出了有关方案，经国家教委和北京市联署行文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请示后，很快得到了同意的批复。
依照常例，国家领导人在校庆大会上的讲话稿由学校方面起草。北京大学负责起草工作的小组在讲话稿中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草稿报送中央审定时，改为了“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当时已是学校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遒回忆说，“其实，早在1986年，北大就曾提出‘建一流大学’的目标，主要是想给全校教职工设置一个向上的目标，以激励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凝聚力。”
经过充分准备，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大会，江泽民发表了被称为“科教兴国动员令”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集体参加一所大学的校庆活动，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江泽民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郑重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当天下午，陈佳洱、任彦申（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义遒等北大几位主要校领导在一起开会，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建议：“应该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国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支持计划，按照提出的时间命名，这个计划可以叫‘985计划或者985工程’之类的。”经过商量，大家决定让王义遒来执笔写这份报告。
兴奋的王义遒当天晚上就赶出了第一稿。“字数不多，1000多字，主要是回应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然后谈了谈建设一流大学需要很大的开支，而现有的经费很难维持，需要国家的专项计划重点支持。”王义遒告诉记者，“这件事单靠我们一所学校力量单薄，我还通过清华大学校办，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取得了联系，必须要和清华联合起来做这件事。”
在王义遒看来，清华能参与其中，向中央提交的报告就更有分量了。这篇1000多字的报告在两校领导之间反复传递、推敲文字、讨论了三四稿。最后，以两校的名义联合递交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党组书记陈至立的手中。实际上，最终的文字还经过国家教委领导反复琢磨修改以后才确定下来。
在“985工程”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主管政府部门，国家教委（后改为教育部）始终是积极的倡导者、推动者，与北京大学构成了共同策划的关系。北大百年校庆成为当年国家教委的中心工作之一，并通过国家教委，开启了高校的政策诉求通向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渠道。
1998年6月25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副总理李岚清任副组长。10月28日，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报送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确定对部分高校再予以重点支持，包括政府的支持和经费的投入等。
为促进一流大学的创建，中央政府决定，从自1998年起的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开始以“2+X”模式实施“985工程”。
至此，在“211工程”基础上，向着更高的奋斗目标前进的“985工程”正式启动。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985”支持力度比“211”大幅增强
走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教授们见到黄唯平都会说：“这是南开大学最有钱的人。”每到这个时候，黄唯平总是笑嘻嘻地回应：“钱都是你们用了，我其实就担个虚名，不过，只要你们用得高兴，学校发展了，我愿意担这个虚名。”
从2003年5月至今，黄唯平已经做了6年的南开大学“985工程”办公室主任。作为进入“985工程”建设的高校，南开大学在“985工程”一期建设中得到了国家3个多亿的专项资金。
“‘985’经费都是按项目分配，在全国平台上，由全国一流的专家进行评审，只有‘全国唯一’或者‘全国第一’的项目才能得到‘985’的支持。”黄唯平说，“因此，立项申报时正值暑假，对相关学科来说，这个假期比上班还累，从学科带头人到普通教师，经常通宵奋战，反复修改申报材料，打印和复印的环节一般都在凌晨进行。”
“当时，‘211工程’一期建设开始不久，仅仅缓解了长期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比如买设备、建实验室等，还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聚集人才。”1995年，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上任伊始，就对全校每一个学科进行调研，发现骨干教师年龄绝大部分都在55岁以上，面对出国热、经商热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优秀中青年教师队伍极度不稳定。
资金匮乏，设施陈旧，队伍不稳，面对波及全球的人才争夺战，软硬条件都相对缺乏的中国高校，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甭说软件，就是硬件，也无法吸引、留住人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回忆当时的情景非常感慨，“1994年前后的历史系，只有15间办公室，有一个教研室16名教师在一间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要开会了，怎么办？用书架把中间隔开，这边开会，那边备课。历史学可是南开大学四大支柱学科之一呀，我们都是这种情况，别的专业可想而知。”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北大图书馆基本不买国外的书，因为没有更多的购书经费，只能保证多年一直不断的科学期刊的订阅，而外国图书主要靠国外学校送我们一点。”王义遒说，“10多个教授一间办公室，每个人只能分到一个抽屉，教师的收入也比较低，这样的环境怎么能让教师安心工作？”
南开大学、北京大学面临的问题，在当时一批进入国家重点建设序列的高校中比较普遍。尽管当时“211工程”已经实行3年多，但大学办学经费拮据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缓解，中国高校向世界一流的冲刺需要在这个平台上继续择优重点投入，由政府和社会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而“985工程”的实施正适应了这种要求，对高校发展给予了重要的经费保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先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随后又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共建的7所重点资助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9所高校还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联盟，每年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政策问题。
此后，进入“985工程”建设的高校继续增加，同“211工程”相比，“985工程”确定的院校更为集中和有限，一期工程最后确定了34所，多数入选院校都经历过“211工程”的建设过程。
上述这些大学在全国近2000所全日制普通高校中所占比例不到3%，却拥有超过全国50%的在校博士生、全国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内一半以上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院士也都来自这些学校。
“985工程”自1999年初开始启动，到2002年一期工程结束。在资金投入上，“985工程”的力度比“211工程”有了大幅度增加。从1995年到2005年，“211工程”10年共计完成投资368．26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为78．42亿元。而“985工程”仅一期投入就达到了255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投入140多亿元。就拿北京大学来说，从“211工程”一期共获得建设资金1．25亿元，而从“985”一期获得的资金达到18亿元。
“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侯自新说，“在‘985’一期的建设中，学校大部分学科都得到了支持，尤其是一些长期得不到支持的学科，效果很明显，‘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及入选教育部‘长江计划’的学者人数，1998年还是个位数，2000年就超过了30人次，这些人都成为各学科的骨干和带头人，学科分布也是全面铺开。”
2000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田建国获得了学校一年10万元的资助，他坦言：“当时我一个月收入才1000多元，有了学校的支持，我不用总为养家糊口操心了，解决了后顾之忧，可以安心作研究。”
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国家实施了地方和部门共建，以便大学能够获取更多资源。比如在教育部、福建省和厦门市重点共建厦门大学的协议书中，明确了除对学校的正常经费安排外，在2001年至2003年3年内，教育部和福建省、厦门市分别向厦门大学投入建设经费3亿元、1.5亿元、1.5亿元。3年时间让厦门大学拥有的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增长了85%，占全省高校拥有量的87%。2002年全校科研经费比1999年增长216.52%。
到了2004年，中央政府决定实施“985”二期工程建设，列入建设的院校增加到38所。二期投入为426亿元，其中中央投入189亿元，所属部门和地方投入140亿元，院校自筹97亿元。
“985工程”政策之所以得到延续，起直接作用的原因就在于一期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教育部、财政部在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中，对该工程一期效果的总体评价是：“调整和优化了学校的学科结构和学科方向，快速积聚了一批优秀人才充实师资队伍，提高了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质量，取得了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增强了所建高校的整体实力，带动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追求卓越之路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时光飞逝，转眼间，“985工程”已经实施10年了。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记者选择了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典型代表清华大学与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有关数据进行比较。
以1995年到2005年为例，在办学经费方面，1995年，清华大学的办学总经费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比例是1∶24．1，2005年则缩小到1∶4．6；在科研产出方面，1995年，清华大学发表的SCI论文数和SCI论文被引次数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比例为1∶13．6和1∶31．6，2005年则分别缩小到1∶1．5和1∶1．9。
记者从北京大学也拿到了这样一组数据：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过去10年论文引用数据，北京大学有12个学科进入了全球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
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龙以明说：“10年前，数学所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多，主要因为能和国外大师对话的中国学者不多，而现在，数学所办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能请到20多位国际一流学者前来参加，因为中国高校中能和他们平等对话的数学家越来越多。”
就在我国“985工程”实施的前后，亚洲、欧洲一些国家也纷纷提出各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并加强了投入。比如日本在2002年出台了建设30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政策目标，推行“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从2002年到2007年，来自97所大学的272个机构得到了支持。而德国也在集中力量发展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精英大学，日前，德国拨款19亿欧元用于发展10所精英大学。
或许，我们目前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进行全面评估为时过早，而且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但这样的结论已经形成：在任何一个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需要付出时间、资源和智慧的浩大工程，对每一所选择这一目标的大学而言，都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坦言：“与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有数百年历程，北京大学的历史才110年，真正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才30年。在我们这样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体制机制障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211工程’和‘985工程’不应被简单视为中央集权体系下由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而是由政府和名牌大学携手合作，共同为推进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为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竞争力所作出的努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说，“这两个工程正越来越影响着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
“得到了国家的重点投入，就要为国家和地方作出更大的贡献。”厦门大学校长助理、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叶世满说，“‘985工程’二期建设以来，我们牢固树立三种意识，发展站位上的‘国家队’意识、科技创新上的‘顶天立地’意识和‘服务国家发展与服务区域发展相统一’意识。一流大学建设只有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来实施，只有更加主动贴近、主动融入、主动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需求，才能实现大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促使大学在贡献中发展，在服务中提升。”
前行之路漫漫，困难与挑战多多。无论“985工程”未来的走向如何，它都为中国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愿景，推动、激励着大学向着世界一流的目标迈进。
1998 “985工程” 
在庆祝北大建校100周年大会上，高校师生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充满了期待。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1998年5月4日，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江泽民的讲话开启了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探索事业，“985工程”由此诞生。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