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这个“老三届”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家乡，在广阔的天地里干了三年农活。有一天，生产队长见我表现好，让我当“挣工分的教师”，只供饭，不给钱。
那时，我与妻子在同一个学校。她是公办教师，我是民办教师，她教数学，我教语文。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时间长了，妻子见有的同事返城了，有的同事被推荐上了大学，很是羡慕，但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1977年，大约在冬季，整整停了10年的高考恢复了。身怀六甲的妻子极为高兴，跟我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报名！”我为难了，我在校教语文，虚龄31岁，天天背语录，数学全忘记，我能行吗？妻子拍拍胸脯说：“别忘了，还有我呢。”就这样，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到公社报了名，花了5角钱，便领了一张准考证。
备考时，妻子给我恶补了10天数学。我们白天上班，晚上补习。她挺着大肚子，坐在炕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嚼着饼干，一边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从定理、定义，到公式、法则，娓娓道来，有时还手把手地教我计算。渴了，我给她倒杯水；累了，我给她揉揉背；困了，我们就和衣而睡。
1977年12月10日，周六。这天早晨特别冷，冷得彻底而凌厉。风在吹，雪在下，快临产的妻子站在陪考的队伍中，目送我走进考场。
当年，黑龙江语文试卷有两道作文题，一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二是《在红旗下》，任选其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题，行文特别顺利，字里行间，抒发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爱。答数学选择题时，妻子仿佛就坐在我身边，会的全做了，蒙的全对了，她辅导的那些内容几乎都有，真神了。
考试结束，天已经黑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出考场，找到了妻子。她头系花围巾，身着棉大衣，脚蹬大头鞋，站在人群中，冻得瑟瑟发抖。我握住她僵硬的双手，眼睛湿润了。
过了两个多月，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考上了地区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按我的分数，完全可以进省外的名牌大学，就是因为已婚和大龄问题，我才被录到了本地的师专。妻子说：“师专好，离家近，还有助学金，咱们可以多攒些钱，将来给孩子上大学用。”
开学了，临走的那天，妻子替我精心准备了行装。北国的三月，寒流的长鞭子又甩了出来，抽得人脸上红红的，疼疼的。妻子拖着羸弱的身子，在荒郊野外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了一番又一番，那上路的情景，好不令人伤感。
师专毕业后，我在县城里当了小学语文教研员，妻子也调到城里教书。后来，我评上了特级教师，获得了“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回想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妻子含辛茹苦，于艰难竭蹶之中助我上学、供我读书的结果。
（作者白金声系哈尔滨市双城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