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也曾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从自己的家园出发，向古老的东方行进，去寻找亚邦语言，寻找人类的共同语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黄保罗教授这样说。他还告诉我们，西方人曾想象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把伏羲和女娲想象成《圣经》中的人物。他们还在汉字的“船”中找到了证据——“船”的右边是“八口”，“船”的意思就是八口人在舟中，“船”就是指诺亚方舟。
看来，不仅仅是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炎黄子孙，自诩为泱泱大国子民，认为自己就处在天下的中心，把计算机的源头追溯到算盘。
世界就是这样，彼此参照，互相镜鉴，尽管参照系有可能是幻影，镜子照出的可能是一张变形的脸。
1958年，斯洛伐克科学院的汉学家高利克在《钟山》杂志上看到了王蒙的一篇文章《十字架上》，发现他读过《圣经》，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中国作家对《圣经》这部伟大作品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开始研究《圣经》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
这样的旅程充满了哲学意味，是在探讨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样的旅程也是一个自我印证之旅。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有一篇文章《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开中国》，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的思维空间，在一切异国的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过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出发是为了离开，也是为了再度回归。而回归时，已花非花，雾非雾。
离开它，是为了用另外的眼睛来看待它，是为了更加了解它，在它身上看到一个新的形象。
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告诉我们，汉学和日耳曼文学是分不开的，如果当时没有在德国出版《道德经》的话，德国不可能会有什么现代心理小说。德国诗人布莱希特1920年前后看到了《道德经》以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文笔和思路。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说：“我从俄国的文学中受惠是很多的。”
这大概就是《周易》中说的“同归而殊途”。
这大概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此路亦彼路”。
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大清朝，康熙皇帝也曾和当时的耶稣会士白晋一起研究中学和西学，证明西学是中源，中学是西源。
原来，中学、西学，彼此彼此。
王国维干脆说，“学无中西”。钱穆先生也这么说，学不应该有什么中西的。
于连所创造的远景的思维空间，大概和布莱希特、高利克的类似，甚至和写出《中国小说史》的夏志清的也类似。在这个存在着丰富的“异邦想象”的世界上，选择离开，是为了再次抵达。
（杨桂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