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尖山镇中心学校教书的张庆丰，是在村校里岙小学读的小学。里岙小学已经变成居家养老中心，这里的村校岁月，如今只凝固在墙上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标语里。本报记者 高毅哲 摄
接到调研任务后，尖山镇中心学校开了动员会。一些熟知村校历史的老教师也来参加。资料图片
教师们在走访村民，了解村校故事。资料图片
暮色四合。
方前镇中心校幼儿园园长王淑婷站在山坳里，环顾四周。
“它在哪儿呢？”
王淑婷脚下所立，已是路的尽头。这一行，她从大路走到小路，又从小路走至一个停工的工地。
路，就在这里消失了。王淑婷眼前，只剩起伏的山峦。
“该怎么找到它呢？”
群山深处，浙江省磐安县方前镇的乡村学校中央厂小学，已是一片废弃的房屋。20年里，它和它所在的村子，相继被遗弃。据去过的人讲，破败的村落里，已经爬满了藤蔓青苔。
层峦叠嶂，隔开的不仅是王淑婷寻找中央厂小学的视线，更是中央厂小学曾经的时光——从1951年到1998年，中央厂小学存在了47年。
鸟叫之外，只有山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青山竹海，逐渐暗淡下去。中央厂小学在群山中默默等待。曾经，“大炼钢铁”的年代，赋予了这所小学“中央厂”的名号；一场洪水，冲垮了小学的教学楼和楼前道路，后来村干部和村民又顽强地延续了学校的书声……这是数以百计的小学生、18名教师共同堆砌的属于一所乡村小学的47年时光。它在等待，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记录下它濒临彻底湮灭的历史。
如今，王淑婷就站在这段小小历史的大门口。对这片存在过数以万计乡村学校的广袤土地来说，它是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对在这里生活过的村民、小学生、教师来说，它是唯一。
和王淑婷一样，2018年，磐安县600余名在职和退休教师，历时9个月，在青山绿水间逐段摸寻，逐人探访，寻找磐安县378所乡村学校的故事。
它们，都已是远去的村校。
秘密
每所村校里，都有许多奇妙的秘密
鼎盛时期，地处深山、村落分散的磐安县，曾经拥有400余所村校。在一段时期内，这些村校解决了农村孩子的就学难题，成为他们走出大山的跳板。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多轮搬迁和撤并，当地村校全部归入所在镇的乡镇学校，村校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官方表述里，这次名为“远去的村校”的调研，是一项由县政协组织、县教育局牵头实施的文化工程。“大家做的是一件有情怀的事。”磐安县政协主席陈剑波形容村校是“山村里曾经最耀眼的光芒，乡村教师最绚丽的舞台，游子心中最难忘的记忆，更是几代人最初的出发地”。
只有最深入调研一所村校前世今生的人才会知道，一所村校里会有多少奇妙的秘密。
1967年，一名年老的教师来到磐安县双峰乡村民吴禄坞家，以吴家为教室，教当地小孩古文。老教师不收工资，只求包吃包住，教了两年后，又悄然而去，从头到尾，未留姓名。
这名老教师曾让卢国兴疑惑不已。卢国兴退休前是磐安县教育局的语文教研员，熟稔当地人文风情，曾编写磐安的教育志。这次接受磐安县教育局的任命，他成为“远去的村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光临吴禄坞家的这位老教师，卢国兴多次揣测他的行为动机，最后猜想，或许这是一位躲避“文化大革命”冲击的老知识分子，只求温饱与安全，不求闻达于乡野。
在卢国兴看来，600多名教师参与的这次历史“挖掘与保护工程”，一大贡献就是挖掘出许多“有血有肉”的史料，让村校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变成了一段故事。
时代是村校最浓厚的底色，那些或被口耳相传或被记入档案的人和事，多数和时代有关。1968年，云山乡陈华坑大队一口气办起4所村校——尽管每所村校只有一名教师，学生们读的也是几个年级合在一起上课的复式班。陈华坑大队这么做，是为了响应政府“学校办到家门口”的号召。赐敕小学所在的窈川乡赐敕村，得名于宋朝皇帝赐名。近千年后，村民们觉得“赐敕”封建意味太浓，于1966年将学校更名为“红卫小学”，到了1977年，学校的名字又悄悄改了回来。1976年，盘峰乡榉溪村在孔氏家庙里开办了高中，取名“五七”高中。在那所高中里，一名叫孔灵瑞的男生跟着一位在越剧团学过戏的女教师，学会了越剧《红楼梦》的所有唱段。后来，孔灵瑞成为榉溪村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
磐安本就是个偏僻的县城，那些散落在山坳里的村校更是闭塞。因此，一点点给村民们带来新鲜感的教师，都会在几代人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1956年，云山乡双坑小学来了一位叫李汉星的教师，他居然带来了一台留声机，每天在学校里播放戏曲音乐，给学生和村民们带来文娱活动。凭借这台留声机，他的名字被村民们深深地记住。还有一位叫周龙德的教师，喜欢和大家玩猜谜语，还热衷带人们做广播体操，他也因此成为田里北村村民们的共同回忆。至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上马石村小学任教过的金卓梅和朱松阳两位教师，他们之所以能被学生和村民们记住，是因为他们说的一口好普通话——磐安面积虽小，方言却不少，做这次调研时，很多土生土长的当地教师遇到的一大拦路虎就是方言。同为磐安人，但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乡，往往就听不懂老人们在说什么了。
躲在山沟里的学校，虽然远离尘嚣，却好像格外受各类灾害的光顾。大火、洪水、龙卷风……378所村校的历史中，留下了几十次灾害侵袭的记录。安文镇市口小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光绪年间，一直到1995年，一把大火把学校烧成灰烬，师生们全体转入镇里的学校，市口小学就此消失。方前镇下村的学校被火烧过好几次，这些火留给村民们的印象比某位省领导强多了——村里的很多老人都记得曾有位省里来的“大官”来学校视察，学生们还曾手拿鲜花夹道欢迎，但却没人记得这位领导到底是谁，倒是每次大火着起的日子，很多人记得清清楚楚。遭遇最为壮烈的是在山环乡黄林坑小学任教的教师郭威龙。1985年5月9日，一场龙卷风袭击了在祠堂办学的黄林坑小学，郭威龙见势不妙，立刻组织转移。祠堂很快倒塌，学生和村民安然无恙，殿后的郭威龙却不幸牺牲，他也成为磐安县村校历史中唯一的一名烈士。
几乎每所学校的扩建都充满着艰辛。高二乡小湖山村，海拔高度接近1000米。当地很多村落在晚清和民国时就有学校，而小湖山村直到1958年，才有了自己的学校。一个叫郭林祥的人借用大队房屋，自己当了老师。他请同村的壮汉上山砍树，又把树去皮刨平打钉，做成简单的课桌椅。他还找了一块木板刨光，刷上墨汁，做成了黑板。粉笔则是从邻近小学要来的，装在一个木匣子里，数量有限，捏不住了也舍不得丢。教学经费紧张，郭林祥还带着学生上山砍柴、捡鸡粪，换了钱就买教学用品。郭林祥只在小湖山村教了一年书，此后，他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历史中。小湖山村小学则缓慢地“生长”着。1976年，乡政府给它建了7间房子；1979年，它的学生人数达到了顶峰，50人；1989年，它又有了新校舍，占地93.63平方米。
浙江素来被看作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宝地。在村校的历史里，同样能看到“春天的故事”。磐安出产茶叶，茶叶也因此成为很多学校的创收利器。有的学校靠组织学生采茶卖茶产生的收入，购置了电视机。政策运用最灵活的，已经有了乡镇企业的样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尖山镇新宅小学的校办工厂可以生产墨汁、电灯开关、天平秤托盘和砝码等，产品在周边地市销售红火。由于工厂效益好，那个时候，该校的学生就已免费入学，困难学生还能得到补助，逢年过节，学校还给教师们发放服装、床上用品。新宅小学因此成为各级政府评选先进集体的获奖常客。
“打捞”
这是给后人留史，所有材料都要反复查证
“打捞”这些故事，并不容易。
故事躲在老人们的记忆中——村校书声琅琅的年代，这些老人或者是村校所在地的村民，或者就是大声朗读的学生中的一员；
故事躲藏在县档案馆的架子上、角落里——这些落满尘土的档案中，隐藏着一个属于村校和它们的奋斗者们的历史；
故事还躲藏在一些学校的资料室里——有的教师发现那些资料的时候，它们零散地堆在一起，很多年份都连不起来了。“或许当废纸卖掉了吧。”学校的人说。
然后就在2018年，600多名教师来了，他们领到的任务是，把这些故事从时间的河流中“捞”出来。
难度是摆在眼前的。绝大多数村校消失的历史超过10年甚至20年，有的村庄已整体搬迁，不知道去哪找采访对象，即便找到采访对象，挖来的内容如果不能形成交叉认证或者获得可靠的证据，也不敢贸然采信。而可信度最高的各校档案，要么当时就缺页少纸，要么就是在后来的保管中漏洞百出。方前镇中心校的教师叶针娟负责的村校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她多方探寻，打听到某地还留有该校的档案，待她跑过去一问，对方告知因为某领导的一句话，这些民国时的档案就被处理掉了。
卢国兴说：“给后人留史，最怕的就是未经查证的材料，最后白纸黑字地印出来。”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挑战的存在，让卢国兴觉得里面的乐趣十足。即便是成功核实一件微小的事情，也有挖到宝藏的喜悦。
1954年，在冷水镇潘潭村潘潭小学就读的少年卢洪木，目睹了自己的叔叔被执行死刑。围观的人群散去后，卢洪木往学校走，却渐渐体力不支。这时，潘潭小学的校长吴康尧路过，便把卢洪木背起来，走过一段山路。趴在校长背上的这段经历，成为卢洪木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8年，卢国兴要撰写潘潭小学的历史，在吴康尧的调离年份上犯了难。是1954年还是1955年？被缺失的材料搞得焦头烂额的卢国兴到处巡访，直到遇见了70多岁的卢洪木。卢洪木清楚地记得，在叔叔离世后的第二年8月，校长吴康尧离开了学校。这与卢国兴之前获得的材料形成了印证。
这一系列过程花了卢国兴不少精力。而落在书里的，只有一句话：“1955年8月吴康尧调离，由陈金良接任到1956年8月。”
随着示范文稿体例的成熟和调研方向的明确，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感受到这一文化工程的意义。
与多用地名命名的村校不同，王淑婷负责的中央厂小学得名于“大炼钢铁”年代当地开办的炼钢土厂。当地乡镇后来多次撤并，仅仅为了确定中央厂小学的所在地，王淑婷就费尽周折。在路边偶遇的两位老人，则给王淑婷带来了惊喜。其中一位老人恰好是中央厂小学第一任校长的孙子，给她提供了很多资料和线索。
让王淑婷感慨的是，一圈走访下来，能够提供中央厂小学有效信息的老人已经寥寥无几，且均年事已高。那位第一任校长的孙子，今年也已70多岁，走路已需搀扶。老人对王淑婷说：“你们办的是件好事啊，再晚来几年，就没我们这些人了。”
这句话成为王淑婷记录中央厂小学历史的巨大动力。“从1951年到1998年，这所学校存在了47年，几百名学生和教师在这里学习生活过。这是一段属于磐安的历史，就那么轻易地消失掉，太可惜了。”
为了写好云山乡白云山小学的历史，磐安县实验小学教师葛丽英曾去实地考察校园旧址。采访白云山小学老校长葛世华时，葛丽英得知，1982年到1992年，白云山小学迎来发展黄金期，白云山村委出资修建了在全县范围内都数得上的花园式校园。1986年，磐安全县分管教育的干部和各乡校校长、村校负责人都到白云山小学参观学习。当年，云山乡顺利拿下省级基础教育先进乡称号，白云山小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然而，葛丽英眼前的白云山小学旧址，已是另一番模样。存在了30多年的主楼已经拆除，旧址上种着蔬菜。大门口的围墙还在，上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字样依稀可辨。
校园旁边的一棵银杏树据说已生长千年。在这棵树下，教师们曾经三三两两地聊天，学生们捡过落下的叶子和白果。时光中，那些谈笑的教师和学生，一开始是绿蓝黑灰的，那是曾经所有中国人穿过的粗布衣服的颜色；后来，绕着银杏树散步的教师开始穿上了牛仔裤、花毛衣、小皮鞋，嬉笑打闹的学生背的书包开始五颜六色，印着孙悟空、奥特曼；再后来，这些教师和学生的笑声身影，随着学校的撤并，再也不闻不见。
惦记
既致敬远去的教师，也致敬曾经的自己
“不走近村校的历史，就不会理解村校对磐安发展的贡献，在磐安人心中的地位。”磐安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卓珺自幼在磐安长大，也是在村校读的书。调研过程中，深埋在磐安人心中的村校情感，让陈卓珺印象深刻。
有人已离开讲台多年，听说此事，将所存资料悉数送回，唯一的要求是书出版后为其多留几本；有人已定居省外，特意将回忆整理成文交给编写组；有老教师面对找上门来素不相识的年轻教师，为不出纰漏，主动联系多名同事，以求交叉认证。
对这种深埋于心的情感，或许没有人比尖山镇中心小学的现任教师历光感受更为直接——在那么多采访挫折中，历光那一队是唯一一个被采访对象轰出来的。
头两次采访，历光因工作原因，请自己的父亲去和大园村学校退休教师厉根岳攀谈，然而厉根岳却两次把父亲轰了出来，第二次甚至还撕碎了他带去的稿子。第三次，忍无可忍的历光亲自出马，才弄清了厉根岳发怒的原因。
原来，大园村的一个花厅曾是学校的校舍。花厅历史悠久，修得雕梁画栋，很具观赏价值。花厅成为教室后，更为学校教职工珍视。然而，2008年，花厅却被村干部卖掉，继而拆毁。厉根岳为此和村干部起了争执，还受了伤。彼时，历光的小叔正在县文物局工作，厉根岳认为历家没有尽到保护责任，故而迁怒于历光的父母。
于他人，拆掉的只是一栋旧建筑，于厉根岳们，拆掉的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师者岁月。这一拆，便要整整10年过去，直到2018年，追溯村校时光的历光说明来意，才算代表父辈解开了厉根岳心里的疙瘩。厉根岳很快写出介绍大园村学校历史的手稿，并亲自带历光他们实地考察。
“老教师们对校园的感情，令人钦佩。”历光说，“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好太多，理应做得更好。”
对原村校教师李多爱来说，这次调研，则是一次青春的回归。
1999年，未满20岁的李多爱在高二乡丰陈村当了教师。在那里，村民们把她当自家女儿，她的窗台上，经常收到刚摘的青菜豆角。学生们带着她挖竹笋、打野兔、摘野果，她还在村校收获了爱情。后来，李多爱调到乡里任教。她走的那天，村民们堵在学校门口，看到她的行李被搬到车上，情绪激动，一度与工作人员发生口角。李多爱不敢下车，就坐在车里掉眼泪。
2018年，李多爱回到高二乡丰陈村调研。村民们端出桂圆、炖鸡蛋、白糖水混在一起的一碗“茶”，这碗“茶”，是村民们待客最隆重的礼节。
别时尚是少女，归来已近中年。李多爱忆及往事，潸然泪下。“这些往事让即将步入中年的我，在回忆中时时冲动，激励我心甘情愿为教育挥洒青春热血。”李多爱说。
像李多爱一样，如今的磐安县，出身村校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为数不少。很多教师小时候读过村校，从教后第一次走上讲台，也发生在村校。对这部分教师来说，这次调研本身也是一次他们对自己的致敬。
收获激荡在新老教师们心中的感情，是项目参与者们的意外之喜。陈卓珺曾经最担心参与调研的教师们的态度问题。“这毕竟是脱离教学本职工作的事情。”陈卓珺说。然而事实很快打消了他的疑虑，项目收尾时，很多教师提交了自己调研的心路历程，不少文章让陈卓珺感动不已。很多老师和校长都建议，应该围绕这本书，开展师德师风的建设活动。
按照要求，教师们还要梳理每所村校的杰出校友。从这偏僻山村里出来的学生们，会一拨拨走向何方？
数百篇文章给出了答案：有人会走向985高校，在那里，他们是各个学科的教授；有人会越过大洋奔赴欧美，在那里，他们开展高深的研究；有人行走四方，因为他们是纵横商海的商人；有人虎虎生威，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军官；有人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有人是诲人不倦的特级教师；有人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有人是辩才滔滔的律界精英……
几十年来，一拨拨的他们从村校简陋的课桌椅旁起身，带着乡村教师们的期望，从散在山坳里的村落出发，从无路走出小路，又从小路汇聚到奔向远方的大路。当村校的故事逐渐散去，他们的故事正值缤纷。
正在人生路上奔波忙碌的他们，或许很难再想到当年的村校，也很难想到当年的老师。
但还有人在惦记着他们。在那些人心中，他们从未长大，依然是坐在课桌旁瞪大双眼的学童。
2018年4月19日，正沉浸在村校森屋小学历史资料中的深泽乡中心小学教师马宁，收到了森屋小学75岁的老教师徐宏仁的手写信件。
徐宏仁写道：“当村校教师是个破布篮子，样样都要会一点儿，但是我样样学不精，这让我经常感到很内疚。所以，请您向森屋的孩子们帮我说声‘对不起’。”
马宁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