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党中央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新中国成立的当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就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根据国家当时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的方针，一方面邀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另一方面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我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当时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1951年的暑假，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几个同学正在什刹海学习游泳。忽然学校党总支书记李传信同志找我去谈话。开始聊聊家常，然后问我，如果派你到远方去较长时间，你有什么困难？我以为组织上要调我出去工作。因为当时各条战线都需要人才，而且正在“抗美援朝”时期，我们班上已有几个同学去参军，有的被调到团中央、北京市工作。当时西藏刚解放，很需要干部，所以听说要调我到远方去几年，我想一定要到西藏去。没有想到过了几天，让我到燕京大学去参加留学生考试。所谓考试，也就写了一篇自传。考试完了，就留在燕京大学做各种出国的准备。
1951年8月19日，新中国首批375名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启程。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送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留学生纷纷上去敬酒，我也去了，总理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教育专业。他就对旁边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这是你的干部。”周总理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学成回来，报效祖国。他的讲话使我们激动不已。宴会后，总理还和同学跳了一会儿交谊舞。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在这300多名留学生中，大多数是从大学一、二年级抽调的，其中有126人是大学教师，去攻读研究生，少数高中应届毕业生。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学过俄语。据说，毛主席说，没有学过俄语不要紧，让他们到那儿去学吧。说明当时我国对人才如饥似渴地需求。
我们一行300多名中华学子，怀着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向往、憧憬的心情，坐了一个多星期火车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每个人都激动万分。我们先到莫斯科动力学院休息，等待分配到苏联全国高等学校。我和两名同学被分配到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校。
几天以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校校长基列耶夫亲自来接我们。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路边的名胜古迹。由于我们还不懂俄语，听不懂他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深深感受到他的友好和热情。后来我们才知道，基列耶夫是很有声望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代，曾担任过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长，当时任联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位严肃、认真的领导者，不苟言笑，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却十分亲切和关怀。他时常约我们去座谈，询问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学校帮助解决。学校每个星期都有校长接待日，他的办公室外面常常有许多老师等着见他，但如果我们去了，他总是优先接待我们。基列耶夫校长亲切而又严肃的形象，让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基列耶夫校长把我们安排在离学校最近的宿舍，乌萨乔夫街，到学校有公交车两站的路程。由于我们还不会俄语，特别安排了高年级的朝鲜留学生金松基陪同我们。金松基并不会说汉语，但能看懂文字。于是我们通过笔谈沟通。他陪我们去办完入学手续，陪我们到商店购买食品。他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在苏联学习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在国内没有学习过俄语，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学习语言，过语言关。学校请了很有经验的中学俄语老师雅科夫斯基来教我们俄语。他并不会汉语，于是第一课就领着我们读《儿童看图识字》课本，上面有日常用品的图画和对照的名词，如桌椅板凳、蔬菜瓜果、交通工具等共1000余个单词。老师要求我们一个星期背熟记牢。第二个星期他就领着我们读《联共党史》教材第一段。亏得《联共党史》有中译本，我们一字一句地对照着阅读和理解。学习了一年俄语，才正式进入班级和苏联同学一起学习。学理科的同学，一般学一段时间俄语就能插入班级继续专业学习。我们学文科的则要从头学起，因此整整学了5年才毕业回国。
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好的年代，苏联人民和同学对我们都十分友好。我们学了一年俄语去听课，还是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班级共青团组织选派了团员一对一地帮助我们，课后帮助我们整理笔记。直到二年级才能基本掌握教师讲课的内容。老师讲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只布置原著让学生阅读，然后进行课堂讨论。我们读原著要比苏联同学多花几倍的时间，因此开夜车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虽然学习艰苦，但对我后来的教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1956年回国，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至今。其间在北师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担任了几年中学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使我有机会向第一线有经验的老师学习，积累了一些本土的教育经验。从而能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些微薄的力量。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