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献课的老师们】
西部学校走出去，仅仅是被动地学习？发达地区学校迎来学习团队，只能是一味地“付出”？聚焦一次从西部走进北京的教学经验“撞击”之旅，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西部学校独特的胆识与智慧，看到南北文化差异对教育产生的微妙影响，看到学校之间的理念碰撞、教师之间的技艺切磋，还可以思考如何在实现教育均衡的过程中，最终达到“双赢”。
2009年12月8日，成都师范银都小学六年级（1）班的教室里，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王璐珊刚刚结束了一节课的教学。她一边整理着课本和教具，一边和叽叽喳喳围拢过来的孩子们交流着。
“王老师，我觉得您从北京回来后讲课变得更有意思了。”在伙伴们七嘴八舌的谈话中，一个孩子突然一本正经地说。他的话迅速引起了其他孩子的共鸣，——“是啊，王老师的课越上越好了！”
孩子们突如其来的赞扬，使王璐珊的心里洋溢起一阵久违的幸福感。她不禁微笑了，伸出手，摸了摸他们的头，轻轻地说：“谢谢你们的夸奖，王老师会记在心里的。”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王璐珊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到了一年前。那时的她，正苦苦挣扎于自己教师生涯中“从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职业倦怠中。“如果没有‘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我很可能到现在还难以自拔。”
王璐珊所说的“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是她所在的建校不到10年的西部小学——成都师范银都小学在2009年9月启动的。在这次活动中，一支鲜活的青年教师队伍，“杀”进了北京的课堂，用集体带课入京的方式，开启了一段兼具勇气与智慧的“撞击”之旅。
教师的困境，校长的忧虑
“我的教龄和银都小学同龄。”2000年，刚从学校毕业的王璐珊来到新开办的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成为了这所新学校的首批17名教师之一。
循着一位优秀女教师的人生发展轨迹，几年之后，她顺利带出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逐渐成为学校的青年骨干教师。此后，按部就班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中，结了婚，还在2008年1月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儿子。
2008年9月，当休完产假，重新走上自己朝思暮想的讲台时，王璐珊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工作变得既没有新鲜感也没有挑战性。虽然从表面上看，不管是班主任工作还是教学都很顺利，但是却总觉得缺少激情，我好像进入了一个瓶颈，总是突破不了。”一向自信的她，甚至开始在内心深处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工作了8年，没有成绩也没有未来”。
王璐珊明白，自己正经历着“七年之痒”的困境——她曾经在一些教育专业报刊上看到过，青年教师在执教7年的时候往往会到达专业发展的“高原期”，产生职业倦怠感——“我的教龄虽然是8年，但扣除一年的产假，刚好是7年！”
其实，王璐珊的困境在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的青年教师中很普遍。学校建校虽然不到10年，但却迅速成为成都小学界的一所“年轻的名校”，教师从最初的17人发展到2009年的1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教龄不足10年的年轻教师。“他们几乎都是走出师范学校的大门，就立即走上银小的讲台，虽然表现优秀，但在眼界和经验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失。”银都小学校长朱祥烈认为。
如何破解青年教师发展的“七年之痒”？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朱祥烈的心头。“青年教师是一所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在银小这所建校时间不长、青年教师所占比例较大的新学校。当青年教师构成了学校师资队伍的主力军时，他们的成长对学校的未来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于是，破解青年教师的发展难题，成为银都小学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在学校即将迎来10年校庆的时候，校长朱祥烈和学校的几位副校长一起，找教师座谈，找专家问计，开始了“课题攻关”。
“为什么会出现‘七年之痒’，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青年教师缺乏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经验所致。因为没有参照系，看不到个人发展的目标，他们自然缺少动力和激情。”经过思考和分析，校长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紧接着，一项有针对性的计划在他们的讨论中逐渐成型。
“要解决眼界和经验的问题，‘走出去’是当然的选择。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空对空’的‘走出去’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能空着手走出去，而要选择合适的载体。对教师而言，课堂是他们的主阵地，于是，集体带课的方式就被确定下来了。”
2009年9月，这项名为“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的活动在银都小学正式启动——学校将选拔5名青年教师带课入京，分赴北京部分小学开展上课、说课、推介成果等交流活动。
消息传出，青年教师的激情被点燃了。
不是一个人战斗，不仅几个人收获
由于报名教师数量太多，最终只能选拔5位教师，轰轰烈烈的“海选”展开了。“海选”主要是教案选拔，经过学校专家团队的评选，4节语文课、2节数学课、3节班会课脱颖而出，成为了下一阶段的“种子选手”。
学校决定，从9名“种子选手”中再选出5位教师赴京。2009年9月28日、29日，让人期待的展示课选拔在学校的紫薇、紫荆两个校区举行。经过遴选，5位年轻的女教师欧家婉、罗琴、余露、曾亮、王璐珊，组成了银小“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的最终阵容。
“我们要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打一剂‘强心针’，激活他们发展的内驱力，打开他们的教育视野，让他们看到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朱祥烈说。
5位赴京献课的青年教师，将不仅代表个人，还代表银都小学的教师群体。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5个人受益，而是整个团队受益，整个学校受益。”在“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背后，是银都小学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创新模式——“一师一课一团队”。
两节语文课、一节数学课、两节班会课，事先确定的献课科目已经透露了银小人的意图——打整体牌。语文和数学，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学科，而班会课则可以展示班集体建设的理念与水平。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学校分小组、校区、全校、联校等层次，对5位老师的课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指导。
北京大学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心专家古新宇来了，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吉春亚来了，省市区的知名专家和教研员也来了……加上校内的名师文莉、付云涛、赵笑梅、黄敏丽……“星光熠熠”的专家团队组成了。
除专家团队外，各教研组的教师也加入了。和专家们相比，他们的参与方式是灵活的，自己没课的时候来听听课，利用闲暇时间“提个醒儿”或“支个招儿”……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课并不只代表我个人，它代表整个语文组，代表整个银都小学。”语文教师余露说。她最初报的课程内容是《阅读大地的徐霞客》，后来换成了《信任》，赴京前两周，在专家的强烈建议下又改成了《迟到》，三易其稿，终于准备出一节满意的课。
在三易其稿的过程中，余露得到了同事们的无私支持：副校长、特级教师文莉多次为她出谋划策，从宏观的教学思路到具体的细节都提出建议；教务副主任韩霜连续牺牲了两个周末为她说课；语文组的其他老师轮流听试讲，帮她分析北京孩子可能的反应……
“从海选算起，我的这节课在赴京前已经历了18次的集中研究。”数学教师欧家婉说，“而且每一次都不一样，几乎凝结着银都小学整个数学组的智慧。”她设计了一节以探究性学习为主线的《三角形边的关系》，每次上课，都是数学组的集体活动。大家都为她出谋划策，研究的焦点是学生——北京的孩子们会怎样探究？教师应怎样为他们创设合理的思维路径？
余露和欧家婉的情况不是个例，5位教师的5节课，体现的都是“团队”的力量。
集体的付出，收获的自然是集体的成长。尽管赴京上课的教师有名额限制，但银小教师团结协作、不分彼此，促进了整个教师团队的水平提升。5位教师在北京的收获与体会，也将带回银小，通过各种方式在教师群体中广泛传播，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这一过程，体现出“一师一课一团队”的精髓——以集体促个体，以个体带集体。从9月份开始，围绕着“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活动的开展，全校教师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激活”。在为5位教师准备展示课的时候，每个教师都在开动脑筋，反思自己和他人的教学。
无形之间，整盘棋都“活”了起来。
不是去“试水”，而是去“下水”
200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校长朱祥烈、副校长付云涛的带领下，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的5位优秀青年教师走进了北京小学、光明小学、人大附小、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万泉小学等5所京城小学。
对银都小学来说，“走出去”并不是新鲜的做法，但是，集体带课“走出去”并进行深度交流却是头一遭。对此，王璐珊别有感触：“2001年我曾经去上海考察过，当时整个过程就是仰视——‘哇，原来课还可以这样上。’这次带课入京，我觉得变成了平视——‘原来我的课也不差嘛。’”
视角与方式的改变，决定了考察交流的深入程度。银都小学追求的，不是浅表层次的“向你们学习”，而是深入到课堂教学、办学理念、管理模式的深层次互动。“我们不是去‘试水’，而是把双脚都踩进去了。”校长朱祥烈说，“过去，西部学校到北京、上海考察，总是自然而然地把位置放得很低。这种姿态决定了交流的程度是不充分的。我们这次集体带课前往，目的就是要把双方的位置放得更平等，因为只有平等的交流才是充分的，才能撞击出真正的火花。”
这种平等的交流观点，使银小人在这次“撞击”中不仅开阔了眼界、收获了成长，也展现了实力。这种实力，是教师的专业素质和个人修养，更是银小在近10年小班化教育探索中固化下来的理念——“关注个体，阳光普照；尊重生命，彰显个性”。
“关注每一个孩子。”这句话已经渗透在5位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在语文课上，罗琴和余露仔细地倾听着每一个孩子对文本的独特理解；在数学课上，欧家婉尊重每一个孩子探索的结果；在班会课上，曾亮和王璐珊给每一个孩子创造了展示的舞台……
“成都的老师人长得漂亮，课也上得精彩。”京城同行对这所千里之外的西部学校教师充满了尊重。
5天的时间里，银小教师共上了17节展示课，在高强度和高密度的上课过程中，她们的眼界打开了，也解决了一些过去的困惑。发生在语文教师罗琴身上的故事具有典型意义。
11月30日，在首站北京小学，成都教师上了4节课后，刚一回到宾馆，校长朱祥烈、副校长付云涛、北京大学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心的古新宇组成的“临时专家组”，立即对教师们的表现进行了一次“火线点评”。罗琴的表现成为“临时专家组”关注的重点。她准备的是古诗词教学课《出塞》，在课堂设计上别具匠心，但是在北京小学讲课时，罗琴觉得诗中的一些感觉没有讲出来。“临时专家组”经过分析后作出了判断：边塞诗是有力量的，一定要把这种“力量”表现出来。
在用一天时间消化了专家意见后，12月2日上午，罗琴来到了北京市万泉小学，再一次讲了《出塞》，有意识地加强了诵读的多层次引导。在古色古香的音乐声中，教师娓娓道来，学生神情专注……从表面上看，此时的课堂弥漫着“悲凉”的气氛，催人泪下，但如果透过这层“悲凉”，听课者会隐隐地发现，有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地积蓄。
果然，随着课件画面的更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积蓄的力量突然爆发，诗境一扫之前如泣如诉的“悲凉”，转为金戈铁马的“豪迈”。外表纤弱秀丽的罗琴，也突然“变”了个人——掷地有声的语言、短促有力的动作、杏眼圆睁的表情。这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姑娘，终于展现出自己内心的“力量”，也给这节颇具难度的古诗教学收了个“豹尾”。下课铃响起，课堂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这次寻找‘力量’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我将以古诗词教学为突破口，去优化自己的教学风格。”罗琴说。
差异是资源，下一步更关键
在5天的时间里，成都的教师也听了不少北京教师的课。对此，她们感受很多。
“北京老师的课大气、实在。”这是5位教师共同的感受。在她们看来，北京的课堂节奏更快，信息量更大，“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人大附小副校长、著名数学教育专家钱守旺的一句话让教师们印象深刻——“我们应该反思每一个教学环节是否有效，如果是无效的或效率不高的，就应该取消或想办法改进。”
“我们之间没有差距，只有差异。”北京大学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中心专家古新宇说。光明小学副校长徐颖则比较了双方的特点。她认为，双方课堂风格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南北文化的差异。“以语文为例，北方教师更干练，注重有效性，而南方教师更注重人文性，更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徐校长的说法引起了银小教师们的共鸣。“和北方老师的课比起来，我们在效率上和落实上或许不如他们，但是显得更为精致，也更受学生欢迎。”语文教师余露说，“其实，我们应该多向北京老师学习，因为我们的优势往往只是表面上的‘热闹’，也许在公开课中会占一些优势，但在常规课中就显得效率低了。”“这次交流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京蓉两地的差异，我们可以在教学中融合两地教师教学特色，使自己的课堂教学更加完善。”罗琴说。
除了课堂教学，京城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校园文化建设，也给银小的校长和教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北京小学教学楼正中，巨大的电子显示屏配合着周一升旗仪式后的师生演讲，变幻着精心设计的画面。在人大附小，无处不在的“七彩”文化让人感同身受：“彩虹”校门为孩子们编织七彩的梦想，操场上的“七色看台”、多功能厅的“七彩座椅”，荣誉墙上盛开的“七色花朵”则为孩子们描绘着七彩的人生。楼梯墙裙上2900名学生的“七彩小手印”，既起到了下楼梯靠右行的指示作用，又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印记。在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历史悠久的学校图书馆，展示了一个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的世界：一边是墙壁上、橱窗中陈列的古籍，一边是镶嵌在地板中的电脑配件，更让人惊奇的是，图书馆的内部是开放式结构，既节省了空间，又加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学校中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应该看到学生的影子，而不是老师的影子。这是几所北京名校给我最深的启发。”青年教师曾亮说，“他们在校园文化方面的探索，值得银都小学学习。”
“把差异当成一种资源，我们要用好这种资源。”在校长朱祥烈眼里，找到差异是前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将更为关键。“北京的学校管理与课程文化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小班化教育。我们要进一步探索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教育，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在课堂上全面而又深刻地实现个别化教学，在课后实现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视野的个性化发展。”
在京蓉两地优质小学教育的深刻互动中，银小实现了预期目的——青年教师们收获了成长；上课、看课、教育领悟等能力有很大提高；团队精神、教育素养、集体智慧等得以提升，视野更加开阔，走上了一条迈向名师的发展之路；年轻的学校展示了智慧与勇气，坚定了探索的方向，也吸收了京城教育的“实在”与“大气”；京城学校的教师也在与西部学校教师的碰撞中收获了别样的经验与体会。
“‘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将把这种模式延续下去。我们还会有‘广州行’、‘日本行’、‘美国行’……” 校长朱祥烈说。
【记者手记】在交流中“撞”出“双赢”
2010年1月18日，银都小学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在成都市数十位小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们的面前，5位教师打开一个多月前的记忆，再次回顾了在北京的收获与感悟。她们的精彩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也引发了与会者一系列的思考。
西部教育应该“走出去”，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样的观点具有相当的通识性，几乎所有的校长和专家都赞同。但如何“走出去”，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谁走出去的问题。如今，资讯发达、交通快捷，“走出去”的机会很多。哪怕是西部学校，每年也会收到很多来自发达地区的邀请，北京、上海、香港、台湾……然而，由于种种因素，这些机会最终往往集中在校级领导层面，真正留给教师的并不多。校长和教师毕竟身份不同、职责不同，如果每次“走出去”的都是校长，那么教师的水平又怎么能够得到直接的提高呢？银都小学此次的“北京行”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将重心下移，抓住了青年骨干教师这个着力点，从而把整盘棋都走“活”了。
还有主动性的问题。“主动地走出去”和“接受邀请走出去”是不同的。前者更能发挥西部学校的主体性，他们知道到底要学习什么，要展示什么，要交流什么。只有充分发挥这种主体性，才能使双方有真正的交流和碰撞，取得更好的效果。
再就是交流方式的选择。在现阶段，大多数的“走出去”，都是停留在汇报层面的，而且是单方面的“向发达地区学习”。这不但不利于交流的效果，而且久而久之会让发达地区的学校丧失积极性——单方面的交流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其实，西部学校也有着自己的长处与特色，如果能够选取互相交流的方式，就能更大程度地保证交流的有效性，会赢得发达地区学校的尊重，发达地区学校也会有所收获，达到“双赢”的效果。
因此，西部学校光是“走出去”还不够，还要有“撞击”。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的“青年骨干教师北京行”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展示了一所西部学校勇于与发达地区“撞击”的胸襟与智慧，探索了一种西部学校赴发达地区学校取经的“双赢”方式。
北京学生在成都老师的课堂上很踊跃
▲校长朱详烈（右一）在参观学生科技作品
▲数学教师欧家婉在讲授“三角形边的关系”
▲带班会课进京的语文教师王璐珊
▲语文教师罗琴在与学生交流
▲语文教师余露在倾听学生的心声
▲数学教师曾亮在班会课上感动了学生
▲成都老师与京城学生在课堂上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