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清香
备受关注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艰难地推出了一份无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哥本哈根协议》。会前曾被称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性会议”的会议，却没能给人类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协议的产生过程以及协议的内容都证明，面对世界性的气候问题，利益和责任的博弈导致全球气候格局纷繁复杂，环境正义的道路仍然漫长。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撑起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人类保护环境的重要议题，包括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代际正义的提出基于人类对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清醒认识。它提示人们，环境问题即使对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未来几代人造不成致命的威胁，但人类的未来必然承担消极的影响。代内正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环境正义是其中的主要问题。环境正义的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的不同侧重点，正是全球气候变化各次会议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础。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在1992年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奠定了全球环境保护的基本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包括两方面含义：“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的责任，即各国不论大小、富贫与强弱，均对地球环境有保护的责任。这一责任的得出来源于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人类的活动造成了地球气候出现了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将引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一步增温，并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全球所有国家，最终将是人类整体的灭亡。因此，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成为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保护地球环境也成为各国共同的责任。这是气候问题的全球化和人类生存的共同需要所决定的。
“有区别”的责任，即缔约国分摊的责任应该与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成正比。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而发展中国家仍在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1997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区别的责任”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减排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措施则是自主行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自1992年确定之后，成为全球各国为保护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而合作行动的基本原则，为全球性气候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显示，在此框架之下的国际合作异常艰难，环境正义的实现困难重重，以至于有人将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看作此次会议的一大成就。哥本哈根大会表现出的共识的弱化、各国利益的多元化、合作阵营的碎片化，都使得环境正义成为困局。
脆弱共识弱化“共同责任”
全球气候合作的必要性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共识基础上，有共识才有合作的可能。世界气候大会各国，是在对气候变化的趋势及危害、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现代责任、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任等共识的基础上，加强合作的。包括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历届世界气候大会文件，都是某些基本共识的反映。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也是在全球气候问题这一共识的框架下召开的，会议本应朝着促进共识的方向发展，但结果却弱化了共识，使人们担心各国共同担负气候责任的决心和诚意。
世界气候大会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共识是对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上的必然联系，然而，这一共识也遭到了挑战。
地球气候存在着异常暖化的趋势，异常暖化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是碳浓度上升，碳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这一逻辑链条的反推就是：减少碳排放可以减低碳浓度，减弱温室效应，减缓暖化。因此，人类保护环境的核心任务就成了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过低碳生活，且这一行动必须是全球性的。这一共识意味着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参与到碳减排中来，制定相对明确的目标，这也是哥本哈根大会会前被期望达成的目标。
然而，地球真的在变暖吗？地球的变暖真的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吗？如果科学的研究并没有证明此前我们的共识，那么全球减排的共同责任之共同基础将不复存在。会议前，一起电子邮件“泄密”事件冲击了人们的这一基本共识。存放在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服务器上的3500多封电子邮件被神秘黑客捕获并曝光。邮件显示，气候专家合谋操控科学数据，隐瞒对气候变化科学“不利的”研究。与此相关的另一事件是，有着“环保卫士”称号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说，气候学家马斯洛夫斯基博士的最新研究表明，5年到7年之内，北极地区在夏季就找不到冰块了，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是75%。而马斯洛夫斯基断然否定了戈尔的论据。碳减排真能拯救地球吗？这一质疑无疑会或多或少影响人类减少碳排放的决心。
利益多元碎化“有区别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与各国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世界气候大会各国博弈的目的，不是世界气候状况的好转，而是在世界气候框架下各国利益的获取。而利益的多元化并没能明晰“有区别的责任”各是什么，反而导致了全球谈判阵营的碎片化，从而使得共识的取得、合作的进行更为艰难。博弈关注了环境问题的历史、各国发展的现状，可以肯定这是在正义的名义下展开的。但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大会只是维护了原则，而无行动的具体细节。这意味着全球环境问题仍然停留在目前不公平的地步，正义的原则并没能带来正义的结果。
世界环境正义主要涉及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国际气候谈判主要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利益博弈。但目前的局势更加复杂，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三股力量互相博弈，而每股力量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一盘散沙”，基础四国、小岛国、非洲国家集团、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利益各不相同，利益的多元化使得世界气候谈判尤为艰难。从哥本哈根大会期间的邮件泄密、丹麦文本、富国秘密协议、非洲国家退场、77国集团集体欲退出、美国拒绝向中国提供补助等气候政治博弈细节，我们看到的是利益的博弈和力量的较量。可以想见，在利益的博弈过程中，若谁都不让步，将没有胜利者。被粉碎了的“有区别的责任”，将加大分歧，增加合作的难度，正义的实现也将变得遥遥无期。
但是，我们还是心存希望的。利益博弈并不必然带来环境的牺牲。正义的理念尽管微弱，但在利益博弈中并非空设。我们看到，尽管美国极力逃避责任，绑架其他国家，但没有否认掉自己在环境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不强迫减排任务，但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下，破坏环境的高昂代价也是不能忽略的。
利益博弈也好，道义担当也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尽管面临困境，但仍是摆脱困局走向环境正义的希望所在。在此意义上，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不令人满意但可以接受，墨西哥会议的任务更加繁重但必须为之。走出困局，路在前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