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5.2—2017.9.25
您的一生，就是关于“种子”的故事。
身为一名植物学家，16年间，您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其中，大部分种子都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植物，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身边的同事都说您疯了。因为您选择的是一条既艰苦危险，又没有足够科研经费支持，更不可能发表高大上论文的科研道路。但您说：“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的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光明。但是一旦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那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
您更播下了西藏本土人才队伍建设的“种子”。
您看到坐拥世界植物资源宝库的西藏，本土的科研力量却异常薄弱，心急如焚。您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西藏的教育事业做点实质性工作。为了培养好在西藏大学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您几乎停招了自己在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您曾说：“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
在您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2015年，您突发脑溢血，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口述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在信中，您谈到自己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您说自己意识到在西藏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立志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由于多次患病和常年奔波造成的疲累，您的心跳每分钟只有40多下，这已是人体生理的极限。但在您灵魂中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没有极限。
您频繁地往返于上海、西藏和其他西部地区。您的身影，在蓝天白云间隐现，在悬崖峭壁间穿梭。熟悉您的人说，您一年的奔波，能超过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走过的路。熟悉您的人更说，您定格在53岁的生命，干了人家三辈子做的事。
您去世后，您的学生在复旦的校园里挂起横幅：“他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
横幅边上，是学生们连夜折出的一串又一串悼念您的千纸鹤。
（本报记者 高毅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