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思路转型和内需启动，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必然会遇到极大挑战
■最有消费意愿的人群，大多是新生代的年轻消费者，却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
■要想让老百姓消费，就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本报记者 双华斌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扩大内需对于我国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但是，扩大内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在崭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应该如何着手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呢？日前召开的“2010年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上，来自首都经济学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如何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展开深入讨论。扩大内需作为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途径，虽然已有共识，但在经济学家眼中，扩大内需的具体切入点却有所不同，对如何扩大内需的意见和建议也各具特色。与会专家的共识是，扩大内需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统筹兼顾、多管齐下。
动力切换 结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表明，改革是不竭的发展源泉，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通过体制转型来促进内需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认为，“当我们度过国际金融危机，并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转型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鲜明、更加现实、更加紧迫”。
在刘迎秋看来，第一，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国际金融危机，再到美国在世界上信任度的下降和人民币声望的提升，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实现转型；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要求我们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第三，我国今年开始进入到追赶和超越美国的阶段，按照美国经济每年2%的平均增长速度和我国经济每年9%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大约还需要15年，超越的过程中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改革、一般的发展，而应该是整个思路的转型。
这种“思路”的转型，即坚持走扩大内需、有效改善民生的道路，同时正确处理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如果没有思路的转型和内需的启动，在新的发展阶段用转型的方式促进新的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大挑战。
人所共知，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超预期的、政策刺激性的反弹。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复苏是不稳定的，毕竟其结构不平衡性、动力不稳定性的特征已经凸显。“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继续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自然地将成为2010年的消费和投资政策重点。
此外，“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的基础长期建立在对外部市场的过度需求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邱兆祥认为，“以往那种‘大进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逐步改变”。他坦言，在后危机时代，外资的需求是中长期的趋势。虽然金融危机没有改变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比较优势，我国外贸出口“不会太差”，但2010年很难达到2008年2.5万亿美元的出口规模，金融危机在外贸方面的影响要到2011年才能恢复。
邱兆祥据此提出，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方针。
那么，我们所期待的消费“井喷”能否实现呢？显而易见，消费增长的关键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而收入分配问题是艰难的改革问题，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
提高收入 扩大内需首重消费能力
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关键是要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长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向企业和财政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直接制约了消费增长。目前，消费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约三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还在不断下降。要想让老百姓手中有钱、能消费，就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消费能力。
“数据显示，１９８５年以来我国内需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其实并不小，但最终消费的占比却不大，近几年还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几年还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劳动者报酬在ＧＤＰ中占比缓慢下降的情况，这些对于扩大消费，进而拉动内需都是不利的因素”，针对促进内需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泊溪指出，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应该成为扩大内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低收入者、农民、农民工、80后、90后，都有很大的消费需求，但问题是这批人都因为收入不足而没有支付能力”，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强调，“要解决我国的内需问题，首先需要通过市场机制解决这些人的收入问题”。
“刺激消费已非当前拉动内需的主要环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支持汤敏的建议，“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民缺少消费愿望，而是有消费欲望的大多数人没有必要的消费能力”。
他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现在必须作为重点考虑的。初次分配非常重要，我国工资水平从长远来看必须大幅度提高，但是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势必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所以，目前主要应该解决二次分配问题。王占阳向记者表示，2007年我国政府总收入是9万亿元，而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仅是10万亿元，基本上是1∶1。可见，二次分配必然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拉动内需问题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短期内拉动内需靠二次分配改革，真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
金融改革 扩大内需有赖体制抓手
“我国目前最有消费意愿的人群大多是新生代的年轻消费者，他们虽然有着很强的消费愿望，但却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进一步的金融体制改革，目的就是在现有的金融机构之外，鼓励更多面向小企业、服务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从而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汤敏表示，“扩大内需，其抓手是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
汤敏介绍说：“去年上半年的7.3万亿贷款里，大中型企业拿了整个贷款的91.2%，300人以下的小企业只拿了整个贷款的8.2%左右，却创造了绝大多数的新增就业。”因此，未来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小企业融资的机制。这个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劳动力市场才会紧缺，人们的收入才会不断增加，从而为扩大内需提供前提。
关于金融体系怎样向中小企业倾斜，汤敏认为：“现在不是理论问题，甚至都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消费信贷公司等机构，怎样让它扩大规模并真正活跃起来，是需要我们真正思考和研究的。”
对于80后、90后的消费能力不足的年轻人，汤敏建议应该通过消费贷款的方式或者金融方式来解决其消费问题，当然这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来实现。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张承耀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扩大内需要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银行信贷放在生产领域不如放在消费领域。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因为消费信贷太多了，而我国则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信贷不发达。在个人征信系统日益完善的当前，扩大内需就是要鼓励消费者利用消费信贷提前消费、分期消费，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即期消费能力不足问题。
城市化 扩大内需抓住空前时机
“最大的内需在于中国的城市化”，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目前我国正加速进行的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节点,给扩大内需提供了机会。
辜胜阻说：“美国有人写了一本书《谁来拯救美国？》，答案是9亿有巨大的潜在需求而没有现实需求的中国农民。”他分析道，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要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一系列配套举措马上要出台。1.5亿农民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大概3亿人，如果能全部实现市民化，仅仅简单的低水平住房这一项起码就能拉动20万亿元的内需。
辜胜阻特意强调，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引导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把农民变成市民、把蓝领变成白领。同时，通过金融、财税等政策的引导,鼓励这部分新兴城市人口从简单的打工、就业向自主创业转变,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更大的空间。
与城市化相关，张承耀也提出了一个具体的突破口——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中国‘衣’和‘食’都解决了，但‘住’和‘行’没有解决。‘住’的本质是‘行’，‘行’解决好了有助于‘住’的问题的解决。”他举例说：“伦敦、巴黎市民都住在郊区，开着小汽车，到郊区接合部乘地铁上班。现在北京的天通苑有类似的试点，车开到地铁口后，不是按小时计费而是按天计费，有了这么点意思。而困难在于，城区的地铁没有形成网络，北京说要搞500公里地铁就很了不起，但是须知东京的郊区铁路大概有2000多公里。”张承耀认为，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同时也会解决城市高房价的问题，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从而能够为扩大内需提供保障。
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的提高 CFP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