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柯进 李小伟
围绕学生减负，从国家到地方教育部门近几年一再出台“禁补令”，但始终管不住“体制外”的校外补习班，使“禁令”在执行过程中屡遭尴尬，甚至有些校外补习机构对政府“禁令”置若罔闻。
在北京四忠培训中心，当记者提及最近北京市教委出台的“禁补令”时，一位工作人员不以为然地说：“教委的文件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大家照样继续办。你看见有哪家培训机构是因为政府禁令而关门不干了？”
“禁补令”实际上只管住了学校
近几年，学校减轻了学生负担，但是校外补习班又把减下去的负担重新加上来了。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陈女士无奈地说：“除少数家长报校外培训班确实是为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外，大多数家长则是因为别人都补。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大家竞相‘抢跑’。结果，孩子和家长都为其所累。琳琅满目的校外补习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学生和家长紧紧地套牢了，而且将学校教育进一步推向了一个单纯的学业竞争怪圈。”
调查中记者发现，对于教育部门的“禁令”，也有不少家长表示，“取消了补习班，孩子去哪里补习？除非，真正改革升学制度，或者取缔针对中小学升学的校外补习班。否则，孩子们的负担就无法减轻。”
政府频频出台“禁补令”，目的就是要给学生减负。但是，学生的学业负担始终难以减下去。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对此认为，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他认为，学生减负是必要的，但片面强调减负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家长之所以要给学生增加负担，就是因为学生的“负担”只是表象，竞争压力才是问题的实质。而竞争的压力还是来自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以及老百姓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稀缺，只有优化教育资源，才是更好的解决途径。
朝阳区一所初中校长气愤地说：“前几年，社会上有人指责教育的产业化趋势，其实是一些人将众多从事教育培训、教育服务等机构的市场行为，误认为是教育的过错。”
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的“禁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何只管住了学校却禁不住校外补习班？
监管之难，难在“姓商不姓教”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说，教育部门出台的各种“禁令”，只适用“体制内”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虽然干的许多都是学校教育的事情，但他们“姓商不姓教”，这就决定了他们逐利的本质。即便他们没有教育部门许可的办学资质，也丝毫不会影响到营利。
据了解，当前市场上的教育培训学校和机构的管理体制，是一种“九龙治水”的格局。主管部门多头，不仅包括教育、劳动、民政、工商、农业、卫生、交通、财政、建设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而且不同的培训机构有不同的部门管理，比如虽然教育部门负责审批发放《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但面向中小学升学补习的众多机构，基本上都未经教育部门审批，而只是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在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中，也含有“教育咨询”和“文化培训”的功能。这就使得整个教育培训机构天生有了“商业”企业的性质，最终使整个教育培训市场出现了“表面上多头管理，实际上无人管理”的局面。
记者以注册一家有文化培训性质的公司名义致电朝阳工商分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正常情况下，注册一家注册资本50万元的公司，一般只需花7500元相关费用，就能顺利拿到营业执照，进行开门营业。每年年终，培训公司只需向工商部门递交资金进出账目等相关资料，通过“年检”即可继续营业。（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