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家，李达是一个很看重客观规律的人。
比如1947年2月，他第三次回到湖南大学，受聘为教授，却受到种种限制：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公开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此外，校方还不准他讲授所熟悉的社会学，强令他讲授并不熟悉的法理学。
一般人有这些限制，恐怕早撂挑子不干了。但李达不一样，他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法宝。不就是法理学吗？法理学中同样可以讲授马克思主义！
他阅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国内外资料，并根据唯物史观加以深入研究和整理，当年就写成《法理学大纲》，出版后立刻成为湖南大学法律系的必读教材。后人评价，《法理学大纲》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问题的优秀著作，是李达对我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他在教育界纵横多年，对高等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终于等来机会，先后掌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之帅印，无不把两所大学办得有声有色。
尤其是他担任校长13年之久的武大。当时武汉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院系调整后仅有的14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李达上任伊始就清楚地认识到综合性大学和其他专科性的高等学校在社会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武大期间，他的两个重要教育理念得到清晰的贯彻：一是基础理论的学习至关重要，要把学生培养成独立思考的个体，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机器；二是不能把学生就业作为高等教育的唯一指向，而应该使学生具备系统的知识和创造精神。
一旦他认定规律的科学性，就一定会坚持走到底，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后来教育界搞过一段所谓的“教育革命”，鼓吹“坚持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革命大批判”，鼓励生产劳动，弱化基础理论教学，高校纷纷把生产劳动列入必修课程，还把一些实验室变成工厂，让学生不是潜心读书而是在工厂中参加生产劳动。对此，李达沉默过一段时间，终于憋不住，开始公开反对——
“在大学里搞诸如‘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拔白旗、插红旗’等政治运动的做法是胡闹。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
“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分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
后来的政治形势越来越“左”，李达有两句话流传于世。
一是1958年，李达和毛泽东武汉相见。“大跃进”的狂热中，针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可以无限放大”，两人发生激烈争论。李达扔下一句：“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浇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
二是“文化大革命”前夕，针对林彪抛出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李达难忍荒谬，公开发言：“是‘顶峰’？不发展了吗？”有人提醒：“这是林彪同志说的。”李达回了七个字：“我知道！我不同意！”
率真而坦率，独立而坚持，这是李达典型的性格。
他曾在中共“二大”会议上当众顶撞张国焘。随后，他与陈独秀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激烈争论，遂脱离中国共产党。他自述的脱党原因中，有一条是“瞧不起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水平”。
他组织上虽然脱党，却仍长期以著名的“红色教授”身份游走于社会各界。他在暨南大学因为讲马克思主义横遭解聘，他在北平授课时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和毛巾、牙刷，随时准备坐牢，他在湖南大学也因宣讲马克思主义被特务组织列入黑名单，只是多亏中共地下党组织保全，才安然度过解放前夕的惊涛骇浪。解放后，当全民族陷入整体性迷失的时候，李达又以哲学家的冷静，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主义。
因为真爱真信，所以才有勇气面对一切惊涛骇浪，才能做无怨无悔的真理斗士。
无怪乎，胡乔木用十六字概括李达一生：“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