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和教育结合，在喊了无数次口号之后，终于踏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46个城市2300多所学校，让更多孩子爱上足球
“嘟——！”哨音响起，比赛结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小足球队的门将梁雨杰委屈地哭了。
2∶9惨败，还被本方的后卫踢进了一个乌龙球。作为门将，这个9岁男孩觉得自己有很大责任。
望着耷拉着脑袋的小队员们，北航附小足球队教练千松的心里十分难受。他明白，孩子们已经尽力了，“对方的队员个子比我们高一头，身体、力量、速度全面占居上风”。
一平三负，这是北航附小在2009-2010年度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北京赛区）西北区第一阶段小组赛的成绩。
2月3日，放寒假十多天了，在北航附小的操场上，千松仍带着自己的小队员们坚持训练。
梁雨杰戴着大手套，分腿弯腰，上身前倾，站在球门前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射门。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新学期的比赛，我可不想再输了。”
同样不想再输的还有中国足球。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从2009年11月开始，扫赌，打假，反腐……中国足球正经历着史上的最大动荡。
在这个足球的寒冬，最先给国人带来信心的，是校园足球。
2009年12月22日，为了表彰中国足协在国内基础足球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国际足联为中国足协颁发了年度“足球运动推动奖”。
国际足联撰文称：“回顾过去一年，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国际足联的基层发展计划中发挥了相当成功的作用。在这个基础规划的第一个步骤中，中国就已有超过100万青少年参与其中。展望中国足球发展的下一阶段，成为球员和热心于足球的人士还会更多。”
尽管有网友直呼获此“殊荣”的中国足协为本年度最大“杯具”，但不可否认的是，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校园足球，已经成为足球这个世界第一的运动，在其发源地——中国的最大希望。
为了振兴中国足球，2009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牵头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布点城市的体育和教育部门也成立了相应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共同负责推广校园足球活动。未来10年，国家每年将拿出4000万元资金全力打造校园足球。
据中国足协预计，全国将有46个城市的2300多所初中和小学参与到校园足球活动中，按照每个学校1000人参加活动计算，将总共有230多万名中小学生参与到足球活动中来。
在职责分工上，各地体育部门将主要负责竞赛组织和专业技术训练与指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师资培训，利用体育课、课外活动时间和节假日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校园足球活动。
根据计划，在46个校园足球布局城市，学校体育课将加大足球教学比例，每周应有不少于两小时的足球活动时间，保证全校至少50％的学生参与足球活动，还要组织校内班级、年级间进行比赛。在2009年启动全国小学和初中组的足球联赛后，2010年还将启动高中和大学组的联赛。
去年10月14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推出以“阳光体育，快乐足球”为主题的校园足球活动启动仪式。在随后举行的足球工作座谈会上，国务委员刘延东特别强调，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搞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加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夯实足球运动的社会基础，推动我国足球运动在普及中不断提高。
作为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内容，这次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活动，很可能对中国足球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有关部门也希望借助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让足球成为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内容和抓手，成为青少年学生在校园里掌握的一项体育技能。
“校园足球对广大青少年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有了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广泛参与，中国足球的未来一定会迎来光明的前景。”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如是评价。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薛立也强调：“在校园中开展足球运动，重点是要建立一种足球文化氛围，让孩子们每天都有体育活动，让足球深入他们的生活。”
足球和教育结合，在喊了无数次口号之后，终于踏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当中国国少队0∶0“逼平”东帝汶队后，我们才发现，现在踢球的孩子太少了——
不从青少年抓起，足球是搞不上去的
众所周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这句中国球迷耳熟能详的话，是由喜爱足球的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的。
1979年1月，小平同志在接见国家体委领导时说：“增加‘娃娃’的事，要专门写个报告……足球不从娃娃抓起，是搞不上去的。”
1983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体委联合举办了首届“贝贝杯”全国十龄组少儿足球赛。全国共有4000多名少年儿童参加了比赛，其中有100多人成为国脚，如李铁、李金羽、肇俊哲、杨晨、孙继海等人，那时就是小有名气的“童星”了。2002年中国队首次冲进世界杯，这批球员都是当时国家队的主力队员。
然而，已连续举办了18届的“贝贝杯”足球赛2001年突然停办，只留下那句曾激励过无数孩子走上绿茵场的口号——“从小参加贝贝杯，长大争捧世界杯”。也正是从那时起，曾经硕果累累的“校园足球”，逐渐沦为中国足球的附属品。
恶因恶果。8年后，中国国少队在U16亚少赛预赛首场比赛中，0∶0成功“逼平”国际排名倒数第三的东帝汶队。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队能够保住平局实属万幸。
“耻辱”、“最新传奇”、“看中国足球，学世界地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羞辱指向了青少年足球，中国足球也走入了最低谷。
在诸多骂声中，国少队主教练张宁赛后的辩解却少有人注意：“现在踢球的孩子太少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年龄段的适龄注册球员只有300多人。”
“遥想甲A当年”，1994年4月，“万宝路”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幕，比赛场场爆满，球迷热情高涨。“当时，足球比赛一票难求，足球不仅是城市的名片，也是孩子们最热爱的运动。”大连市一位中学校长向记者回忆说。
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的中国足球，在率先走上职业化改革的道路后，全国注册青少年球员从60万人骤减至2008年的7000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
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都清楚，中国足球落后的根子，在于青少年培养工作滞后、足球人口的基数严重不足，而这一恶果早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之时便已种下了。
1994年，由原国家体委召开的青少年足球工作会议提出，力争在年底之前把足球列入中小学体育大纲，把足球引进课堂。同时，把中小学足球运动纳入俱乐部体制的梯队网络系统，以业余体校、运动学校为依托，广泛成立业余足球俱乐部，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开展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局面。国家体委联合教育部，成立了专管青少年足球的学校足球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开展中小学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在经费和技术方面，中国足协应给予支持。
但事实上，会议之后中国足协并没有开展实际的工作。第二次“足球从娃娃抓起”的呐喊随着会议的结束无疾而终。
2001年1月，“足球从娃娃抓起”的呼声第三次响起。
中国足协在深圳召开了全国青少年学校足球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由教育部与中国足协共同组织的全国学校足球工作委员会。时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的阎世铎表示，此次中国足协与教育部的联合是一次体制的创新，学校足球工作要以学校系统为主，足协系统为辅。足协和教育部将联合成立全国学校足球工作委员会，建立学校四级足球联赛体制，2001年、2002年两年足协将分别拿出300万元，支持学校足球体制的建立。同时，足协与教育部要共同制定计划、政策，共同建立组织，开展学校足球工作，扩大足球人口，培养青少年对足球的兴趣。
尽管这次会议之后足协的投入和一些工作依然没有到位，但教育部门却由于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的成立，分别于1999年建立了中学生足球联赛，于2000年开始举办“飞利浦”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并将初中、高中和大学联赛持续至今。其中第一支全部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足球队——北京理工大学队，于2006年闯入了中国足球甲级联赛，并一直坚持到今天，而这支球队就是从大学生足球联赛起步的。
2002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了足球世界杯之旅，虽然三战皆负且一球未进，但足球的热潮却再次席卷全国上下，青少年足球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以足坛名帅高丰文在沈阳开办的足球学校为例，当时仅该校学生就达到了230多人。
仅仅8年后，由于生源不足，包括高丰文足球学校在内的一批足球学校纷纷停课或倒闭。
“足球学校是个晴雨表，目前的中国足球大环境正在影响中国足球青少年梯队的建设。”高丰文颇有感触地说，“当然，这与许多学校的办学能力和师资力量有关，但毫无疑问，目前中国足球大环境的不景气也是造成许多足球学校‘入不敷出，关门大吉’的重要原因。”
弄虚作假和急功近利是中国足球腐败的根源，也为校园足球联赛敲响了警钟——
我们必须承诺：还孩子一个纯净的足球场
农历虎年大年初一，中国男足“虎虎生威”，不仅终结了32年的“恐韩症”，还夺得东亚四强赛冠军。
几乎所有人都把中国男足的触底反弹归结为足球反腐风暴的直接成果，但国际足联公布的一组数据却依然让球迷揪心：
在国际足联208个会员协会中，共有男子足球运动员2.5亿人，女子足球运动员3000万人。其中业余球员占99.8%，职业球员占0.2%。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注册球员不足5万人，而在8000万人口的德国，注册男足球员600万人，女足球员100余万人。与此同时，我们的近邻日本，规定每所学校至少有一个足球俱乐部。
中国足协青少部主任朱和元表示，中国足球在青少年培养方面落后于人，但“现在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我们还有一丝希望”。
但长期以来中国足球混乱的环境，显然已经愧对我们的孩子。
今年寒假，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足协主办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冬令营在广东清远举行。在冬令营的活动之一的“清远论坛”中，一位来自广州的14岁少年面对足坛名宿这样发问：“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对于足坛一些不良现象，比如说赌球、青少年足球以大打小，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足坛名宿、中国足协原主席年维泗语气沉重地回答道：“我非常赞成把足球场上的假赌黑肃清，一定要把这些黑瘤去掉，才能给青少年留下对足球的好印象，才能创造一个不受污染的足球场，让青少年在足球场上健康成长。”
“还孩子一个纯净的足球场”，这样的承诺看似简单，实则沉重万分。
“你说说，三年级的孩子能踢得过实际是12岁但身份证上显示是9岁的孩子吗？我亲眼见过的，我儿子三年级，对手的胳膊比我儿子的腿还粗，你说，这球有法踢吗？”在今年寒假期间北京市组织的一次青少年足球比赛中，中关村某小学的一位学生家长怒气冲冲地反问记者。
同样的场景在校园足球联赛中也不鲜见。千松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校园足球联赛，存在虚假年龄、大打小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足球虚报年龄的问题严重。”首都体育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王子朴博士告诉记者。
2001年的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杯赛，赛后进行的骨龄测试显示，进入前四名的球队全部是由超龄球员组成的；2002年，中国足协在参加全国U15大区比赛的4006名青少年球员中查出有1098人超龄……
弄虚作假和急功近利是中国足球腐败的根源，也为校园足球联赛敲响了警钟。
“青少年足球首先要杜绝的就是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对足球来说，青少年比赛过于注重成绩和虚报年龄是最大的毒瘤。”千松表示，“只有校园足球走出急功近利、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成绩的误区，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竞赛环境如果不能得到净化，校园足球将很难开展下去。”北航附小体育俱乐部负责人周永忠表示，“我们必须在校园中开展阳光足球活动，只有大环境改善了，中国足球的未来才会有希望。”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冯剑明也认为，过去我们在青少年培训方面走了弯路，这次推行校园足球，我们一定要按规律办事。
的确，作为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内容，校园足球应以培养孩子兴趣，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为主要目的，强调重在参与，淡化竞争意识，目的是要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足球运动带来的满足和快乐。
如何打破体育和教育间的“围墙”，是校园足球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国体育的最大问题——
寻求体教深度结合，校园足球急需突破体制障碍
当记者看到北航附小足球队的胡浩元时，他正一个人用脚颠着足球，神情认真而可爱。
满头大汗的胡浩元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这次期末考试自己的“英语没考好”，所以父母给他报了英语辅导班。他的母亲告诉记者，儿子特别喜欢足球，“恨不得晚上睡觉都抱着”，他们也知道踢足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和意志力，但是规定“考试成绩低于90分不能踢球”。
“考不上重点初中怎么办？难道真的能踢一辈子足球？玩玩可以，但是孩子还是得上大学啊。”胡浩元的母亲说。
不可否认，校园足球的发展还面临很多困境。
“目前校园足球发展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地方的体育和教育部门如何深度结合，如何真正把校园足球作为学校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薛立说。
然而，比“真正结合”更难的，是如何突破体制的障碍。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钟秉枢说，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显露出弊端，如选拔运动员路子越来越窄，体校普遍招生不够，生源质量下降，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办学逐步萎缩，运动员再就业难等，这些都向原有的体育人才培养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打破体育和教育之间的‘围墙’，探索‘体教结合’的新途径，是校园足球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最大问题。”钟秉枢说。
辽宁省体育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梁殿乙透露说：“早在2003年，我们省足协与教育厅合作，在全省28所学校搞了校园足球的试点工程，当时效果非常好。后来我们举行过一次全省的足球比赛，各地参赛的队伍就是我们当初试点学校培养的球员，确实有很多好苗子，但是这些孩子却无法进一步发展下去了。因为我们体育部门无法解决这些孩子的升学问题。”
周永忠介绍说，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全区接受足球特长学生的初中只有两三所，每年的名额寥寥无几。因此，在他看来，升学机制的不顺畅，是影响从校园足球中走出高水平运动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具有足球特长的孩子在升学的时候有更好更多的选择，那中国足球就不愁没有人才出现。”
对中小学来说，校园足球的难题还有两个：师资和资金。以北航附小为例，该校曾是田径运动特色校，全校有6名体育教师的专业全部是田径，没有一人是足球专业出身。
“为了在学校开展足球运动，我们只能以北航附小体育俱乐部的名义，从北京越野足球俱乐部聘请了两名教练教孩子踢球。”周永忠告诉记者，目前在全国2200多所开展校园足球的学校中，绝大部分学校都与北航附小面临同样的困难——缺乏专业的足球教练。
记者从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针对校园缺乏足球教练的现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布局城市体育部门、教育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该办公室已在全国培训了5000多名校长和体育教师。
据了解，此次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4000万元资金，是国家体育总局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拨出的专款，而各地也将按不少于1∶1的比例匹配资金，加上中国足协的拨款和相关体育用品公司的赞助，每年将大约有3000多万元的资金用于推广这项活动。
记者了解到，校园足球的经费，是通过中国足协先下拨到各省级足协，然后再分配到定点学校，而不是通过教育部门直接划拨。因此，很多地方都不能及时将经费下拨到位给项目学校。
“现在，队员们参加校园联赛，买水、包车，还有装备，都是学校用教育经费提前垫支着。”北京一位校园足球项目校的校长告诉记者。
“足球要在校园中推广，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合作必须突破体制的障碍，否则很难成功。”王子朴说。
（文中青少年均为化名）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体育界的小组会场一改往年的冷清，突然间成了最热的地方——记者密度最大、闪光灯最亮、安保人员最多。
这与冬奥会无关——尽管在半个多月前结束的温哥华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创历史纪录连夺5枚金牌；
这与刘翔无关——尽管刘翔委员3年来第一次准时出现在“两会”上，并首次提交提案，履行自己建言献策的职责；
这只与中国足球有关——从足协官员、俱乐部老总到球员，甚至裁判，中国足球的反黑风暴成为“两会”火爆的话题。
“北京奥运会我们拿了51块金牌，虽然金牌数高居榜首，但三大球水平还很落后，需要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表示，“足球从娃娃抓起”，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口号。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就是由于这项工作做得较差，才出现了今天这种局面。抓青少年足球是今后工作的重点，要让更多青少年热爱足球、有球可踢，把基础打牢，才有可能涌现人才。
“中国足球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崔大林说。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什么样的道路才是“中国特色”，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有希望？
答案只有一个：校园。
只有根植于校园、根植于青少年中，中国足球才会重新点燃生命与激情。
■本报记者 张晨 李小伟
【记者手记】在校园重拾足球信心
学校的老式操场，尘土飞扬。骄阳下，一群满身汗泥的少年正追逐着一个已经皮面斑驳的足球，眼神里的执著，在浑浊的空气里模糊而清晰。
我闭上眼就能看到这个场景。因为这个场景里有我少年时真诚热烈的追求，朝夕相处的伙伴和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代。
我记得清楚。1994年的夏天，我们穿着批发来的廉价队服，参加了“中萃杯”西安市青少年足球联赛，从来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我们，竟然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四强。
我记得清楚。十五六年前，我踢球伤了腿，队友们每天骑车到我家，我每天在不同的自行车后座上，听着各种不同的球场花絮。
我记得清楚。零花钱的匮乏从来不是我们踢球的阻碍。回家前，一帮又渴又饿的孩子集体趴在学校水房的自来水龙头下牛饮……
快乐、友谊、不服输——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校园足球。
伴着一系列的足球负面新闻，我也渐渐远离了足球。每每提起中国足球时，打包而来的是对“中国男猪（男足）”的戏谑和对“假（甲）A”的厌恶。在我心中，足球版图里有意甲、欧冠、世界杯，有伟大的卡卡、马尔蒂尼、红黑军团，正中公鸡形状的一块，是沉重而坚决的空白。
所以，当我拿到这个“校园足球”的选题时，心中涌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狠狠地骂一骂给无数球迷带来泪水、痛苦乃至绝望的中国足球”。
因为我以为，社会往前走，足球向后退，孩子们在经历伤害后，会本能地放弃我们这一代曾有的狂热。毕竟，体育世界里还有更好的风景，NBA式的篮球，费德勒式的网球，甚至棒球、橄榄球，足够吸引孩子的目光。我也曾以为，在网络游戏的攻势之下，足球这一体现阳刚与力量且带有一定危险性的项目，一定会被喜静不喜动的独生子女抛弃。
但当我再次走近校园足球，看到的是令人动容的一幕幕：孩子们认真地练习着颠球，在场上奋力地奔跑、拼抢、摔倒、再奔跑。从他们纯净的目光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身影。我惊讶地发现，在校园，中国足球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呼吁净化掉中国足球所有的杂质，还给孩子们一个最纯净的足球场；期盼所有的孩子都能走到阳光下、走进运动场，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享受在运动中成长的感觉。这是我作为曾经的少年球迷对今日绿菌场的期待。
（本报记者 张晨）
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影响着中国足球青少年梯队建设。徐永春 摄
盘带 徐永春 摄
过人 徐永春 摄
射门 徐永春 摄
角球 周永忠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