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证古泽今——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二十周年文化展”引发社会对甲骨文的关注。展览通过“契文重光”“契文释史”“契于甲骨”三个单元190件甲骨、青铜、玉石、书籍实物构成叙事链条，共同讲述那段甲骨被发现与发掘的惊世过往，带领观众重温甲骨文背后的商周文明，致敬甲骨学者们的卓越成就。
对公众而言，也许会觉得甲骨文很遥远，但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每一个汉字都延续着甲骨文的基因。
“龙骨”现世 殷文始识
清光绪时期，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掘地得骨，清洗之后发现骨上多有刻字，因出土骨片都是龟甲和兽骨之类，故被称为甲骨。最初，当地民众将出土的大量甲骨作为中药的“龙骨”以极低价格售卖。甲骨作为文物最早被认知的细节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山东福山人王懿荣是最早发现收藏并认识其学术价值者。王认为甲骨“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1900年夏，王懿荣在庚子之变中自杀殉国，其对甲骨文的进一步认识也戛然而止。
王懿荣之后，其好友刘鹗在王氏旧藏甲骨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他认为，甲骨文“皆殷商纪卜之文，以刀笔□于甲骨，即殷人之亲笔书也。”并对甲骨文细致考释。1903年，刘鹗出版了中国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录性著作《铁云藏龟》，该书自序中说，甲骨刻字内容皆较为简短，“往往可得其概”，这样就相对易于释读。限于当时条件与认识，刘鹗仅释读出40余字（经后人研究有34字无误），于今看来，释读虽有舛讹之处，但已经开启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
1904年，学者孙诒让在刘鹗著作基础上，著成《契文举例》一书，被后世认为是第一部甲骨文的研究性著作。其后，罗振玉亦开始专注于搜集甲骨，前后共得甲骨3万余片。罗氏以丰富的甲骨收藏为基础，与王国维一起展开对甲骨文的细致研究，于文字释读、历史考证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先后整理撰写了《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铁云藏龟之余》等著作，罗、王二人也因此成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1920年，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刊印了学者王襄所著的《簠室殷契类纂》，这是最早的甲骨文字编。此后，甲骨文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
192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发掘殷墟当即被视为第一件大事，时为研究员的董作宾随后赴小屯，这是甲骨出土后的第一次官方考察。同年10月，在组织的第一次发掘过程中即获得甲骨残片784件。自此而始，甲骨文进入到科学发掘的时代。截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组织了对殷墟的15次大规模发掘，其中的12次都获得了大量刻字甲骨，总计24902片之多。
在当时众多的研究者中，郭沫若率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甲骨文研究，将文字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按郭氏所述，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他通过缜密的释读，科学论证了殷商时代的奴隶制社会性质，开辟了甲骨文研究的新途径。
国宝流散 文化之殇
甲骨文的价值发现自私人收藏而始，在客观上使其被当作中药售卖的无知行为得以中止。然而，近代的中国，政府孱弱无能，致使大量甲骨流失海外。据统计，从甲骨被发现的清光绪时期直至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达10万片以上，其中的5万余片都被盗卖至国外。
当时盗卖甲骨的外国人主要来自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等地，以传教士、政客、学者和商人等身份为主，其中以传教士最为猖獗。在盗卖队伍里，获取甲骨数量最多的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他先后利用在中国传教的便利在河南安阳等地收购6000余片运回加拿大。英国驻天津领事霍布金与美国传教士方法敛甚至组成英美联合收购集团大肆盗卖甲骨。方法敛自1901年开始收购甲骨，至1912年因病回国，前后11年间源源不断地把大量甲骨从中国盗卖到海外。此外，中国学者罗振玉在避居日本期间，将部分收藏的甲骨计5745片散失在当地，分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天理大学参考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学者富冈谦藏等5处。
古契重光 学术日新
新中国成立后，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进入全新时期。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小屯村成立了工作站，1961年，殷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考古部门先后组织了30余次对殷墟的发掘，收获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甲骨。仅1973年在小屯南地组织的一次发掘中，便出土甲骨7150片（有刻辞者达4825片）。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甲骨窖藏坑又出土甲骨1583片（有刻辞者689片）。截至当今，中国所藏甲骨已达128044件（大陆97611件、台湾30343件、香港90件）之巨。大批甲骨的出土不仅丰富了国内甲骨收藏数量，更重要的是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很多都是以往未曾了解的重要信息。
与此同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国内学者的甲骨文研究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1978年至1982年，由郭沫若任主编的大型资料集成《甲骨文合集》（十三册）出版，收录自清末至当时出土的甲骨41956片（实为39476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甲骨学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甲骨文字典》《甲骨文字诂林》《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献集成》等大量著述也纷纷问世。在中国学者带动下，目前关于甲骨文的研究论著已遍布世界范围内16个国家，数量达15000余种之多。
书传上古 殷商可证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国人对于上古文字的了解，仅仅限于零星的早期文献记载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中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足见在商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有了成熟的书写载体——简牍，既有书写载体，必有文字记录。而商代文字若何，如何书写，并无实证，以至清代学者发出“欲窥三代文字难矣”的感叹。在甲骨文中有“聿”之字形，犹如人执笔而书写的图形，聿为笔之本字，《说文》曰：“聿，所以书也。”在一些甲骨刻辞中还存在填涂朱墨的现象，更有一些以毛笔书写而未经铭刻的文字，这些都足以说明书写活动在当时已是常态。甲骨文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字的早期形态及流变提供了直接而生动的史料。结合甲骨文和少量同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我们甚至可以推定商代简牍书写字体的形态特点。只是因为自身质地和保存环境原因，简牍典册或在当时被烧毁、或埋入地下化为泥土而已。
透过甲骨文，我们可以知道，汉字的“六书”法则在商代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它更多显现出早期文字的特征。从造型结构来看，文字整体还富有图画符号的特点，在字体构造上更强调象实物之形，异体字较为多见，常出现字同形不同的内容。从书写形式来看，文字笔画并不标准，字体正反与大小布局也不尽统一，风格也多有变化。正因如此，在出土的近16万片甲骨中，共发现单字约4500多个，至今可被辨识的还不到三分之一。无论如何，甲骨文作为已知中国文字的最早形态都极为珍贵，其上承原始陶文，下启金文大篆，是中国文字发展演变中的关键阶段。
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知主要得自于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殷本纪》，该书完成时，商代已经灭亡900余年，其中所记录的历史并无原始文字证据，因此引发历史上很多学者对其可信度的质疑。甲骨文发现后，随着学界对其文字释读、内容考证的不断深入，不仅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准确性，而且将商代历史更为全面、细致地展现于世。以教育为例，从丰富的甲骨文内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商代教育的状况，卜辞中“丁巳卜，右学”的内容，与《礼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的记载相符合，右学即当时的大学。与大学相对的是小学，殷人称小学为左学或内学，卜辞中“乍（作）学于入（入即内）”便记载了建造小学之事。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学舞便是学生必修的功课，“丁酉卜，今日丁万其学。于来丁乃学。……若呐于学。”就生动记录了学生为学习万舞（一种舞蹈名称）而占卜的内容，其中“呐”即跳舞时的呐喊声音。在校学生对于请假也比较慎重，“甲卜，子其延休，昱乙若。己卜，子其疫，弜往学。庚卜，子心病亡延。”从这段卜辞中我们可知，在甲日患病的学生占卜乙日能否痊愈，然而到了己日病情加重，还强支病体到校学习，庚日，又患心疾，仍然坚持上学。寥寥数句，就把一名孜孜不倦的学生形象描绘出来。
“今日所不知者，异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在前辈学人成就的基础上，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探索发现和文化学者的研究普及，甲骨文研究领域会有更多的新成果，昔日少有人知的冷门绝学一定会变为家喻户晓的热门显学。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