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所团队研讨《儒藏》编纂工作。本文作者 供图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13)
【项目推介】：
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舒大刚教授作为首席专家领衔编纂的《儒藏》，被列为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山东省“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贵阳孔学堂“重大项目”。
《儒藏》编纂是有史以来首次对中国儒学的成果和史料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的大型文化工程，四川大学《儒藏》具有发起最早、出版最多、体系最新、整理谨慎、务实重本、保质保真，且进展最快等特点；采用经、史、论“三藏”及“二十四目”的编录体系，是中国儒学历史资料集大成之作和儒学成果的总汇，预计收书5000余种，文字总计约5亿字，分装约650册。
走在儒学“结晶”的前列
汉魏之后中国文化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唐宋时期，佛、道二教都相继编纂了各自集大成的文献《大藏经》和《道藏》，令人遗憾的是，源远流长且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学，却一直没有编纂出与佛、道二教的文献总汇相媲美的《儒藏》。有鉴于此，早在明万历年间已有学者呼吁编纂《儒藏》，如孙羽侯、曹学佺等就曾提出过有关设想，却没有得以实施。到清代乾隆年间，周永年又重倡编纂《儒藏》之事，甚至将《儒藏》的编纂提到“艺林第一要事”的高度，虽曾引起学人关注，但最终仍未成书。其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儒学文献之浩瀚、搜求取舍之艰难、编纂难度之巨大，也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盛世修文，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为《儒藏》工程的实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四川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献典籍的挖掘整理工作,先后承担和完成了规模庞大的《汉语大字典》以及上亿字的大型总集《全宋文》、大型类书《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丛书《三苏全书》等国家和教育部的古籍整理课题,相关成果在海内外享有盛誉。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初步完成《全宋文》（一亿字）的编纂后，以舒大刚、郭齐、李文泽、刁忠民、杨世文、吴洪泽、尹波等为代表的川大学人，提出了《儒藏》编纂的设想，并于1997年立为四川大学重点课题，后来相继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规划、山东省“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走在《儒藏》编纂的前列,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提出修纂《儒藏》并付诸实践的地方，源于其深厚的学术传统。学校以“通经学古”为宗旨,以研究儒家典籍为己任,在学术上强调“通经致用,求实创新”,把儒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种传统在四川大学一直延续下来，新一代川大学者在注重儒学理论探讨的同时,更加注重于对儒家元典的朴学整理研究工作。没有川大古籍所学人经世致用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及治学相通、和谐默契的团队精神，前所未有的《儒藏》工程很难在四川大学率先启动实施。
苦觅浩瀚文献的精髓
儒学文献浩瀚，要编纂好《儒藏》，必须采用一套科学合理的体例。早在《儒藏》工程立项伊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儒藏》编纂首倡者、四川大学《儒藏》编纂首席专家舒大刚教授就把如何建构一套完整严密、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作为《儒藏》工程的顺利实施及质量保障的首要前提，并率先提出了自己独特严谨、缜密深思的编纂体例——“三藏二十四目”。经川大古籍所同仁反复论证，“三藏二十四目”体系被正式确定为《儒藏》编纂体例。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一套科
学合理的编纂体例，既是《儒藏》全书的重大突破创新之处，也是《儒藏》全书得以圆满完编的重要保证。
据舒大刚介绍，“三藏二十四目”体系，是把《儒藏》收录的所有儒典文献，分别归入三个大部类，即所谓“三藏”。分别是儒经、儒论、儒史，即经部、论部、史部三大板块。各大部类文献著录的具体分工是：经部收录儒家经书元典及经注、经解类“经学”著作；论部收录儒学理论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性著作；史部收录儒学人物、流派、制度等“儒学史”类著作。每一大部类之下，又分门别类地划分若干小类子目，如“史部”设置八个子目，分别为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等八目。合三大部类即“三藏”子目门类，共计为“二十四目”。
“三藏二十四目”体例建构，既吸收了我国传统目录学分类的宝贵经验，又成功借鉴了我国《大藏经》《道藏》等大型专题丛书编纂的有益方法，同时，根据现存儒学文献全面摸查调研的实际情况，结合儒学研究的现代需要推陈出新，最终形成一套实用合理、自成体系的创新编纂体例。并且，在操作程序上，为保证书籍质量，每一部书不仅有专人校点，而且有专人审稿，校点人与审稿人的姓名都署于书中，这就促使校点者与审稿人都得切实地担负起各自的职责。
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廖名春教授评价《儒藏》工程的编纂体例称：“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形、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最为切实可行的，是四川大学古籍所的方案。”
甘坐儒学传承的“冷板凳”
历代人物碑传数量庞杂，散见于各类文献当中，如文集、总集（《全唐文》《全宋文》之类）、方志、金石碑刻等。有些碑刻甚至藏于深山水滨，历经风雨剥蚀，濒于漫灭，搜求十分不易。
为了周全地做好编纂工作，《儒藏》的编纂者所下的搜罗之功是巨大的。数千人的碑传资料，按时代编排成册，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研究者可按目检索，开卷即得，十分方便，大大节约了翻检资料的时间，省却了寻觅之苦。编纂者的辛劳之苦，大有功于学术界。
编纂选材也颇有尺度，宽严得当。除对历代公认的名儒、大家一概收入而外，对其余入选学者则区别对待，不拘一规。为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展现不同时代的儒学风貌，其选材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差异。唐代以前，儒学文献保存数量有限，人物也相对较少，入选标准与范围则适度放宽；唐代以后，儒学发达，文献保存数量剧增，儒学人物随之增多，则收入标准与范围就较为严格。就民族所属而言，对汉民族的儒学者收录标准较严，而对少数民族儒学者则收录条件较宽。对于非汉民族统治的辽、金两朝及元代，所收录的儒学人物也有所放宽。这种区别对待的入选标准，依据的是历史时代的变化，从而也就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儒学发展的特点。编纂者概括自己的原则说：“轻重适度，内外有别，先后兼顾。”正是这一原则的执行，使《碑林传》既做到了搜罗宏富，又宽严得当，避免了畸重畸轻的现象。
笔耕不辍，薪火相传。《儒藏》的编纂工作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大型工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同仁20年甘坐冷板凳，全套精装本《儒藏》650余册将于2018年完整推出，将结束中国有儒无“藏”的历史，与《大藏经》《道藏》三足鼎立，为儒学当代重建奠定坚实的学术和文献基础，成为中华文化当代复兴重要的标志性成果。
“编纂《儒藏》，推广儒学，继承传统，重建文明，既是川大学人的职责，也是社会公众、全体学人，甚至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共同的也是神圣的使命。”舒大刚说。儒学文献的宝藏正闪耀奇异的光芒,它不仅照亮了历史，也将照亮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