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石经陈列厅，小图为石经局部。 崔凯 摄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头之上的经籍文献，通常指由国家主持刊刻供读书人用于校对、学习的儒家经典定本。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七部由国家主持刻制的石经，其中四部有着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四部石经中相对完整保存至今的只有开成、乾隆两部，由于乾隆石经是仿开成石经所刻，其文化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故唐代开成石经就成为现存最为重要、最为完整的国宝级文物。
石经始刻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完成于开成二年（837年），共计114块650252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室。开成石经总重200余吨，是世界上最重的一部石刻图书，也是今天大家所学儒家经典的祖本，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更被人称为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
因国家标准而生的太学教材
在雕版印刷术尚未流行以前，中国的书籍都是抄写而成，于是就有了抄本（亦作钞本）的称呼。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北宋以前书籍抄本流行，抄本费人力、耗时间，同一部书由于其传抄来源不一，往往导致局部内容有所不同，错讹之处也在所难免。因此，由政府来统一教育经典中的内容、文字就成为现实需要。
唐代立国后虽大兴科举，国家也制定了教育经典标准，但一直未能将其真正推广。同书不同本，考试内容的标准自然不能真正统一。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时任工部侍郎且通晓儒经的郑覃向朝廷建议：“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意即仿照东汉熹平石经制作的形式将儒家教育经典刻石于太学，作为永远标准。这个建议得到朝廷认可，随即在太和七年（833年），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开始了，据《唐会要》载，该年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石经刊刻工程前后进行了七年，据统计，至少有二十名官员参与了该经的书写及校定工作，开成二年（837年）方才完成，故以完成时年号命名为“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的刊刻是唐王朝复兴儒学、改革教育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唐王朝彰显文化实力、树立大一统国家标准的决心，被后世评价为“群经是正，视汉熹平，盖无愧焉”。从文献价值来看，开成石经囊括《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儒家经典，其中在《春秋左传》之后又有《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部标准字典性质的文献，是迄今所见儒家经典的最早国家版本。从书法史意义来看，石经各卷题名以隶书，内容则以欧体楷书书写。唐代是汉字楷书的定型时期，政府教育机构以正体楷书要求文本书写，开成石经是汉字楷书定型之后的第一部国家标准教材。唐代以后，五代后蜀、北宋、南宋、清代都曾刻石经以定教育标准，但基本都是以开成石经为模板的仿刻，学术价值远低于唐经。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成石经也达到了刊刻之初所希望的“示万世法”之功用。
“两朝三迁”的波折命运
开成石经自刻成至今，先后经历了五代、北宋两个朝代的三次迁移。石经刻成之初，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中供全国各地读书人对照学习。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毁长安而迁都洛阳，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以唐代皇城为基础缩建新城，原务本坊废国子监遂被隔于新城之外成为荒地，开成石经也“委弃于野”，处于无人经管的状态。
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时任永兴军节度使的刘鄩治京兆府（西安），其幕僚尹玉羽建议将前唐的开成石经搬到城内，刘鄩认为敌兵随时来犯，搬移石经并非急务，尹玉羽又给出了急迫搬经的理由：一旦敌人兵临城下，将石经碎为石块抛进城内，反而使之成为助贼为虐的武器。于是石经得以被迁至原唐代尚书省西南隅，此为石经第一次迁移。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以石经在唐尚书省西南隅地势低洼，恐其毁坏，又将石经等碑刻迁移至京兆府学北墉，此为石经第二次迁移。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由时任府帅枢密直学士的虞策建议，又将府学、文庙迁至府城东南隅，随之动迁的就有主要包括开成石经、石台孝经在内的唐代石碑，此为石经第三次迁移，这次事件也标志着西安碑林的创始。自此，西安碑林形成了大成殿—石台孝经—开成石经—汉唐碑群的经典格局，至今未易。
从科学角度分析，北宋而始的前庙后碑格局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即包含了致敬、致孝、致学三位一体的模式。儒家认为敬为孝之先，而孝则为万事之至大者。至文庙瞻拜孔子等诸圣贤，是为礼敬，敬毕即习赏立于殿后中轴之上的唐玄宗御书孝经碑，此处格局足见用意之深。观毕孝经碑，即学习诸部经典，而开成石经是设在孝经碑之后的致学环节。
国宝石经的保护历程
自碑林创设之后，各代均视开成石经为金石至宝，倍加珍惜爱护。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西安碑林中诸石刻倒伏于地，部分石经在地震中断折残损。其后于万历年间，由当地文士组织对以开成石经为主的碑石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整补刻。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毕沅出任陕西巡抚，在其任内对碑林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将开成石经等碑石保存的建筑修葺一新，并专设守卫由巡抚衙门直接对碑林进行管理，并对拓印加以限制。
1935年至1936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整修西安碑林。在整修过程中，尤以对开成石经的修复、保护最为重要。石经断裂残损处得到修补，错行的31块也予以调整纠正。1936年，梁思成受邀来西安考察指导碑林整修工程，在考察过程中，他认为第二室（今碑林一室）陈列的开成石经因保持了固有序列不宜变动。在抗震加固方面，监修委员会主任张继建议对开成石经进行加固，并由梁思成等专家具体设计方案（将石经碑首拆去，以钢板加设于碑上端，钢板之上又加钢筋水泥横梁，碑石之间加制钢筋水泥立柱）并加以实施。此保护方案虽改变了石经原有形制，但大大加固了石经本身，使石经免受地震之危害。据统计，自本次修复完成至今的80余年间，陕西省境内及毗邻省区共发生4.0级以上的地震17次，陈列于碑林一室的开成石经均未受到丝毫影响。1941年，抗战正酣，倭寇飞机频频肆扰西安。西京筹备委员会为保护文物安全向西安城防委员会所致的公函中称：“碑林为西北文物聚集之地，而石经尤关重要。”并要求城防车辆远离碑林以保护开成石经等文物免受敌机轰炸，足见石经在碑林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开成石经的保护与研究力度不断加大，不仅保护管理条件较之历代均有显著改善，而且学术界对石经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1961年，以开成石经为主要收藏内容的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石刻名录中位列第一。今天，开成石经与其保护建筑本身都已成为碑林中不可或缺的文物，成为国内外来宾领略大唐帝国教育风范与历代先贤保护文化遗产的典范。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