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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主张读书必须“有用”的人。因为阅读是一件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如果没有适当的回报，不仅尝不到“蜜的味道”，甚至会造成对读书人生的严重怀疑。据说在人有效的生命时间里，如果每周读一本书，一个人到终老顶多能读3000多本。头脑里有这笔账，每次进图书馆或书店，看到汗牛充栋的好书，都有种深深的缺憾感。
我的化解办法，就是基于自己的兴趣和需求，持续不断地读，从中得到收益，找到具体的成就感。今年到现在，已经读到了第25本，大部分是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每读一本，都是有缘由的，因而对我很有用。大体说来有三类用处：为做事的阅读、为解惑的阅读、为寻根的阅读。
为做事的阅读
作为身在媒体的教育工作者，这两年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关注颇多，在业务上也有意识地走向了教育数据分析、互联网智库建设等转型地带。有人说，21世纪的数据，价值之大如同20世纪的原油。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得意识到这一重大转变，然后有能力和办法开发这种“原油”。
那么，教育该做什么，学校该做什么？这些关乎行业前景和社会趋势的问题，虽然对教育工作者当前的职业状态影响不大，但它们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挑战与机遇交织，消亡与新生并存。数据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尼尔-库克耶在《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中提醒我们，各行各业都将出现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在谋划未来时，先要成为“有数据素养的人”（data literate）。
数据对于教育的可能性，“业余网络教师”萨尔曼·可汗是第一个深思熟虑，且创建了实体机构的人。我们在《可汗学院的奇迹》一书中一定要读懂的是，萨尔曼·可汗在运用有关学生学习行为的数据时，不只是在重构以反馈、个性化、概率预测为主要特征的教学，而是设计了可汗学院本身，这是一种提前把未来带到我们面前的学校教育形态。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乐观地判断，学校和教师职业在大数据时代不会消亡，但在读完这些书后，没有人敢怀疑，大数据时代将带来学校形态、教学方式和教师职业状态的深刻变革。这就是不远的未来，也是今天的教育工作者需要举目前瞻和主动迎接的社会变革。否则，就是违逆趋势。
关于未来，如果教育界人士只限于大谈未来教育、未来学校、智慧校园这些概念，只限于对技术进步的接纳，那又是一种近乎误判的认知。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当下我们面临的变革绝不仅仅在技术层面，更深层和关键性的变革，必然发生在组织层面、观念层面以及思维方式上。应当感谢如今快捷的出版流程，使得我们能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萨尔曼·可汗、克莱·舍基等人那里得到系统的思想启示和行动指导。读他们的书，不仅仅是读书，更是在为做事问策。
有了这些同时代先驱的指引，在探讨和规划未来学校蓝图时，我们就不难达成这样的共识：学校对于信息技术的兴趣，不应只顾校园信息化建设的眼前之需，而应着眼于推动学校面向未来的深度变革，最终实现“基于知识管理的学习”和“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
未来学校，必然是作为学习型组织的存在。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当是持续的学习者。而学校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让学习活动变得更有效。面对大数据主导的未来，学校在教学上要实现三个方面的变革：突破教科书的局限，在互联网世界的海量信息中，筛选出适合学习者的有效知识，进行课程化组合和个性化传授；帮助学习者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点，最大化地实现知识连接和兴趣拓展，逐步建立属于学习者自己的知识体系，使知识得到有效的管理和利用；对学习者的学习活动和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根据反馈及时帮助学习者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
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做出尽可能明智的决策，是提升管理效能的关键环节。每一项决策都需要足够的依据。今天的学校虽然看上去是个整体，但从数据应用的视角看，学校内部的割裂其实很严重。学科与学科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学校和家庭之间，班级管理和学校管理之间，都存在信息交流不畅的问题，各板块的情况最多只有资料意义上的汇总，而没有数据意义上的结构化处理。如此看来，学校信息化建设绝不仅仅是信息设备和环境改善，更重要的是搭建数据平台，疏通业务数据流程，实现对学校本地数据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最终，为学校决策和管理提供更多、更可靠的数据分析支撑。
克莱·舍基说：“决定着教育之未来的，是那些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来适应学习的组织。”当我们真正理解和认同这句话时，未来教育的不确定性就没有那样横亘险阻。
为解惑的阅读
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因为教育担负着社会再生产的任务，不同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新兴趋势，都想通过教育表达其存在并且影响人群。我在阅读中发现，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有志于推动社会变革的人，都会论及教育。就哲学家而言，康德写过《论教育学》、尼采写有《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雅斯贝尔斯写有《什么是教育》、怀特海写过《教育的目的》——名单还可以列很长，这些星辰般的人物基于不同立场，对教育都有着系统而精深的思考。
这就带来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就教育理论的产出来说，并不主要来自教育学者和教育实践者，但在教育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教育理论的话语权被专业研究者所把持，甚至散碎的个人认知和实践经验也上升为“教育理论”。很多人浑然不觉的是，教育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窄化的代名词，缺少整体把握和复杂思维的教育批判和改革举措，在介入现实问题时，要么成了不能带来一滴雨泽的晴空滚雷，要么陷入“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制造了两个问题”的尴尬处境。
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搞明白教育”是个永恒追求。这需要我们有抽象思考、理论表达的兴趣和能力，对教育进行持续深入和富有批判性的思考，形成稳妥的教育立场、经得起推敲的教育主张以及富有灵活性的教育行动。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教育领域最不缺的就是理念，古今中外的教育理念应有尽有，但缺少的是对这些理念的思辨性把握和创造性实践，以至于“好经被念歪”“瓦釜雷鸣”之类的现象比比皆是。
比如，今天对学校体制的批判越来越多，很多人引用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观点，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尽可能生活化。但我今年在读“布鲁姆斯伯里图书馆之教育思想”系列丛书中的《约翰·杜威》时意识到，杜威原来讲得很明白，学校教育是生活的延伸和提升。这就意味着，相对于随意的、以例行常规为主导的日常生活，学校注定要实施一种组织化、系统化和高效能的教育。如同我们所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杜威理论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包括在美国的情况），所理解的“教育即生活”严重弱化了学校的功能定位，以为融入了生活世界的学校教育才是好的，这实际上扭曲了杜威的意思。杜威还说“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这也表明学校教育需要在经验之上做事，而非顺应和迎合经验。
还有，我们总是听到学校管理者和老师们在说“爱”。本着爱心做教育，当然没错，但一厢情愿的“爱”经常好心办坏事，爱人者不明所以，以至于满腹委屈、心生愤怨。那么，究竟什么是“爱”，我们如何学会爱？我在阅读中发现，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对爱的论述最到位，这些见解贯穿在他的《爱的艺术》《自我的追寻》《逃避自由》《健全的社会》等书中。他说，爱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力，而不是感情。爱有四大元素：关怀、责任、尊重和了解。真爱首先是“给”而不是“得”。“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通过“给”，一个人才能体验自己的力量、富裕和活力。
有了这种思想资源，我在和一位校长朋友探讨“爱的教育”时，梳理了三个层面的表达：1.“爱的教育”是以尊重生命、发展生命为本位的。我们的核心命题是，在注重标准和效率、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学校教育如何帮助人树立和增进自身的主体性，如何培养完整的人。2.在学校教育有限的年限里，培养一个人追求自身无限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这样的人，不管将来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积极关注自身发展的可能性，有意识地塑造更好的自己。3.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公共生活的品质，引导和支持个人在主动塑造自己的同时，热爱共同体生活，主动关心他人、社区、社会、国家和人类命运，并且形成改善现实的行动能力。
从阅读反思到结合实践的哲学表达，我们对学校教育、对教师工作、对学生成长有了全新的审视和认识。由此再来谈“爱”，就不再是一个概念或口号，所实施的教育也更有内涵和品质。
为寻根的阅读
有人在看了我的书单后问我，是不是只读“外国书”。确实，这些年我读了不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渐生一种感觉——有一天还是要“读回来的”，带着西方视角再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对比与对话的基础上理解和实践教育。
去年，读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以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等书。今年读了唐君毅的《青年与学问》、张竞生的《浮生漫谈》，还有王阳明的《传习录》。每读一本中国书，都觉得深交了一位原来竟然那么博学而智慧的先贤，他们的所思所见竟然如此接近我们今天的问题。
比如，顶着“性学博士”的外号被误解多年的张竞生先生。我在读他的《浮生漫谈》时深感一点：关于美，以及如何创生美，我们知道的都没有他多。特别欣赏他在《美的住居和风景的创造》一文中所写的：“故以住居说，城市必要乡村化。而乡村中只要在交通上、娱乐上、知识上组织成为城市化，但住居不但不要城市化，而最重要的是使它成为‘大自然化’，那是使屋宇与大自然的环境拍合而成为一气。”他言中了我们如今遇到的大问题。今天的人们，在寻求理想居住地的同时，集体性地陷入了城乡两不宜的尴尬境地。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赞美城市或者乡村生活，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城市或乡村生活。这样的社会批判恰恰显示出批判者本身的问题。读完，深感包括张竞生在内的那一辈学人，其实给我们留下很多好东西。不寻，不读，不思，他们就跟没有存在过一样。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损失。
作为一个有故乡的人，我在走出乡村多年后，开始把阅读的触角伸回故土。今年清明回乡，我特意去一位族伯家里拜读《张氏族谱》。这是一次寻根阅读，那基调正是央视纪录片《客从何处来》所传递的。我们族谱的开篇，是写于乾隆二十八年的《通公迁霍源流序》。里面讲了一个悲壮的故事：南宋末年，蒙元入侵，南昌府南昌县一个叫刘通的义士，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文天祥兵败后，刘通整理余部渡江北上，据守皖西六万寨。由于宋室恢复无望，刘通赍志而殁，其子刘宁远、其孙刘海继续率部对抗元军。后来寡不敌众，山寨被攻破，刘宁远力战而死，在外探敌的刘海急回救父，血战无望，自刎而终，只留下一个数岁男孩，幸得张姓人家收养。这个孩子，后来取名为“张胤刘”（胤，承续之意）。这个故事看得我惊心动魄，也满怀伤感。因为义士刘通，就是我们族谱上敬载的一世祖。
这个历史事件民国学者王葆心详细考证过。他写有《宋季淮西六寨纪事》《宋季淮西勤王义师记》等著作，现在是难得的地方史研究材料。读这些史料，我深感家史、地方史、国史原来存在着水系般的连接和共生关系。我们的根，绝不是一个只能想象的概念，而是深埋于历史文化之中，有着实实在在的脉络，有着许多起伏和悲欢，有着至今仍然可以触摸和感怀的精神内涵。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舆情评论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