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讲堂
以当今建设事业中之根本建设，莫如增添教育机会，增高教育效率，使教育精神，弥漫于全社会内，而凡学校教育所不能为者有以为之；并使教育力量显现于全民众之前……
俞庆棠主要著作：《中国女子之教育》（英文版，1922年）；译著：《教育方法原论》（克伯屈原著，与孟宪承合译，1925年）、《思维与教学》（杜威原著，与孟宪承合译，1934年）；主编：《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概况》（1929年）、《教育与民众》月刊（1929至1937年）、《农村妇女基础读本》（共4册，1941年、1943年）、“民众教育”丛书（1947年）
■柯小卫
“回顾我国之社会教育，根基肤浅，成绩幼稚；且不识字之人民，约计三万万二千万人，对于社会教育之困难，吾国实千百倍于他国；对于社会教育之努力，他国实千百倍于吾人。”上世纪20年代，俞庆棠痛感国内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落后的现状，大声呼吁：“吾国人民之教育程度，与他国相较，势将愈趋愈远。呜呼！吾人若不增高国民之教育程度，而望增高吾国在国际上之地位，其可得乎？”
俞庆棠，1897年出生于上海，杰出人民教育家，现代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开拓者与倡导者。学生时代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提出普及教育主张；“五四”运动中担任上海圣玛丽亚书院学生会主席，并作为上海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联大会。1919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深造。1922年毕业回国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1932年，她发起创办中国社会教育社。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创办了百余所民众学校。1949年，她作为代表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并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她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笃信教育的力量
1927年，她受聘担任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教授兼行政区扩充教育处处长，对江苏全省社会教育事业进行规划，在各县创办民众学校、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和公共体育场等数百处。
俞庆棠认为，扩充教育就是社会教育。因为学校教育有名额与年龄的限制，而扩充教育以全社会为对象，适应社会各种需要，因此扩充教育也就是民众教育。她笃信教育在建设国家和社会改造中所发挥的力量，进而提出“是以当今建设事业中之根本建设，莫如增添教育机会，增高教育效率，使教育精神，弥漫于全社会内，而凡学校教育所不能为者有以为之；并使教育力量显现于全民众之前……”
自1927年开始，她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事业的实验、推广中。1928年，她在苏州创办第四中山大学民众教育学校（后迁往无锡），亲自担任校长，培养民众教育师资，后又创设劳务学院。她提出，在我国新兴的民众教育应适合本国国情，应先根据教育科学、社会科学的原则和各地具体情况，结合国外先进经验，经过调查、统计、审核和实验确定社会教育目标。其中，第一，要注意民众的生计；第二，要根据社会的状况；第三，要发扬民族的优点；第四，要提倡娱乐。她特别强调：“城乡各民众学校一律注重认识最应用之字，并使增常识，锻炼身体，以及能了解与参加群体生活。在乡镇兼重农业知识，在城市兼重工商业知识，并参酌特殊之环境，个人之兴趣及社会之需要，指导其职业之选择，并施以职业之智能。”在实验、推广过程中，她于1933年远赴欧洲各国考察成人教育发展状况，回国后，为学院学生讲授“民众教育”课程。经她亲自校订的《民众读本》，成为全国扫除文盲的主要教材。她主编的刊物《教育与民众》月刊，是当时国内社会教育最具权威性的刊物。
1932年，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她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总干事，该社社员达1000多名，分布于全国21个省市。该社在河南洛阳和广东花县（现广州市花都区）创设民众教育实验区，同时，在江苏全省范围开展民众教育推广活动，因而，她被人们称为“民众教育的保姆”。1933年，她亲赴欧洲考察，结合国外民众教育、成人教育的理论和发展趋势，培育与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社会教育，倡导兴办为广大民众服务，德、智、技全面发展的社会教育。抗战爆发后，她带领全校师生前往桂林，积极投身于难童保育与妇女救济工作。1937年8月，她在四川创办纺织实验区和蚕丝试验区，先后有1000多名农村妇女参加。以后，她又在四川乐山创办蚕丝实验区，发动大后方广大妇女参加抗战。1938年5月，她应邀参加庐山妇女谈话会，积极发动、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工作，一方面支援前线战事，一方面解决生计问题。抗战胜利后，她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大力恢复与创办民众学校达百余所。她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和兴办了大量民众学校，提倡工人教育。由她亲自担任校长的实验民众学校规模很大，从托儿所起一直到成人，分别设有日校、夜校；学生中包括女工、男工，学生数量达2000人以上。当时与她一道在上海市教育局任职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回忆：
俞先生不仅把民众实验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对于推广事业，也做得很好。在民众实验学校附近，有棚户八千余人，可以说都是文盲，没有享受到近代的文化与教育，俞先生就设法同民校的学生在棚户中实行民众教育。最初他们不肯接受，后来举办诊疗所为妇女儿童诊疗疾病，从诊疗中得到了民众的信仰；到了后来，人人都要进民校读书，大有人满之患；这不但是俞先生办事有方，而且也能了解人民的实际情况，顾到了人民的切身需要。
“生活即教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及“儿童中心论”学说，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学校教育、儿童教育、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俞庆棠“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受到新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俞庆棠写道：
从前的教育学说，注重个人的发展，而现在的教育，却注重到社会的进化。又有人说教育即“变迁”，唯其变迁，始有优劣之分，所以教育非有真正的途径不可。所以社会教育的途径，是向着全民教育的路上走。不过现在所要走的路，乃是民众教育，而民众教育是训练民众获得生活的常识，造就健全公民，这是它的唯一使命。
她认为，“教育即生活”学说，仅适用于学校之中，而学校生活不过是生活的一个阶段，经过持续不断的改造，决不限于学校时期。现行的学校教育，绝不能代表终身的过程。因为生活是整体性的，社会是整体性的，教育是整体性的，固然不易划分什么阶段。由此她提出，“教育的最大功能，只有将整个生活继续地予以指导。民众有教育的机会，社会愈有进步；社会愈进步，民众的教育机会愈普遍”。
她提请人们注意，失学的群众占国内的最大多数，这国家，这民族，大部分都由失学群众来支撑，这是何等危险。所以，要以教育谋民族的复兴。她还指出，要帮助失学群众，争求教育，不能不顾到他们的整个生活，要通过实践认识其中的问题，发现其中的困难。
她认为，从社会的观点说来，教育使个人社会化，教育是社会的过程。1933年她曾到欧洲考察社会教育，亲身感受西方发达国家由教育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尤其对社会主义苏联扫除文盲运动印象深刻。
她主张，在中国建立新教育系统，即民众教育系统，将教育范围扩大为全民众的教育。因为“从建设新社会说，吾人应当知道不扫除文盲，则新社会无由建设。吾国文盲占人口总数80%以上，民众教育在现阶段正需努力于此。从民族需要说，吾人知道国家民族都是需要广大民众文化的提高，民族意识的觉醒，才能担负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工作”。
她建议，进行民众教育的实验，开辟实验区，以一个区域的民众为对象，实施识字与公民教育，以整个社会的生活为教育，形成民众教育体系，提倡德、智、技全面发展。她指出：“中国普及教育问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去觅取可能的有效的解决。决不再是抄袭别国的成法，或移植别国的制度所能成功的。”
人民教育家
1949年夏天，正在美国考察战后难童教育与成人补习教育，同时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俞庆棠接到国内发来的电报，邀她回国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她十分激动。她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已经彻底绝望。两年前，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提出撤销实验民众学校的议案，当时，她已经辞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职务，仍任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校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下，她与全校师生一道进行护校运动，终于保留下这所学校。由于受到阻挠，她冒险绕道，独自一人到达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任职后，她主持拟定1950年社会教育规划，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教育事业。1950年12月4日下午，在出席了教育会议之后，次日清晨，服务员发现她已经没有了呼吸。在去世前的一段时期，她曾三次接到家人促其回沪家中的电报，均因工作未能成行。
俞庆棠去世后，教育部举行了追悼大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送上的挽联为：
吃野草下去，流鲜血出来，点滴都付与人民，人民群众之保姆；把任务完成，置生命不顾，死生全为了教育，教育工作的典型。
1987年，俞庆棠先生纪念室在江苏太仓落成，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题词：“纪念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赵朴初先生赋诗云：
昔年歇浦，晦夜千灯飞化雨，多少英豪高举红旗卷浪潮。平生无负，五四风云曾伏虎，方展鸿图，可奈霜凋建国初。
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教育界代表合影，前排右二为俞庆棠。
俞庆棠在上海推进民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