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在抗疫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都处于“被召唤”的状态，全国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许多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纷纷当起了志愿者，承担起了社会物资供应的转运配送重任，交巡警奋战在维持秩序的第一线，社区干部、党员纷纷下沉到社区，成为保证抗疫大局走向胜利的一个个重要枢纽。国有召唤，我有响应，社会各界纷纷投身于抗疫洪流中。作为一名教师，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国有召唤，师者何为？
近代以来，但凡国有召唤，教师的响应方式虽有不同，但从未缺席。19世纪60年代，为洋务救国计，清廷设福建船政学堂，延聘大量欧洲专家执教，学堂为国家培养现代船政人才，有不世之功，当中四位赞襄大业的中国教师值得铭记。其中一位叫林宪曾的闽籍教员，主讲算学。每每上课之前，林老师必率领全班学员振臂高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兴于国家用人之际，船政学堂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类仪式决非算学课独有，无论是出操演练，还是课堂教学，学堂上下弥漫着“为保国而牺牲”的悲壮气息。这深刻地影响了被称之为“闽童”的诸学生们，当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严复。1906年，因先翻译《天演论》又发表《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而闻名的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开皖省高等教育之先河。执教学堂期间，他以“保国善群”为立校宗旨，倡导“公家之用者，举以炼心制事是也”。其时《日俄密约》签订致东北危急，而各地革命党人起义风起云涌。越是时局危乱，严复对学生越严格要求，“学生知功课之重，且一切唯在求己，均无所用人情势力”。
在安徽高等学堂如恒河沙数的毕业生中，“王星拱”这三个字当载史册。抗战军兴之时，全国名牌大学尽数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云南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迁陕西汉中，是为西北联合大学。而另一所学术重镇武汉大学则单兵作战，西迁四川乐山，弦歌不绝。指挥这一文化长征的，正是时任武大校长王星拱。
西迁乐山期间，王星拱校长筚路蓝缕，艰辛开拓，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校园建设。除了承担大量的校务工作之外，还亲力亲为教学工作，为学生讲授科学研究方法论，并指导化学实验，还想方设法拓宽学生的视野，邀请英国科学史泰斗李约瑟两次来武大演讲，成就了“文化抗战”的一段辉煌记忆。
“文化抗战”中并非尽为血与火的铿锵笔墨，战胜恐惧，仍需诗意。王星拱主政“乐山武大”期间，以“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为宗旨，礼聘其挚友、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任武大教务长，协助其主持教务并主讲外国文学课程。某日，朱光潜先生在课堂上讲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时，念到最后两行——“若有人为余哀叹，所怜为余而非吾之苦”，朱光潜先生“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记录下这一使人百感交集场景的，正是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外文系学生齐邦媛，这是齐先生晚年回忆录《巨流河》中最震人心魄的一笔。近代中国，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响应国家召唤，谱写了共同的民族救亡之歌，而教师群体在当中尤其显得特殊。英国哲人培根有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便是“师者何为”的真实写照。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国有召唤，师者当将立德树人、著书立说作为传承文化根脉、赓续民族精神的方式，这是每一位教师的责任、使命与担当。《论语·泰伯》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武汉大学校训中便有“弘毅”二字。做老师的，大概都可以算得上“士”，国家有难，为“士”者且为师，更应将“弘毅”时刻铭记。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