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玉（1915.2.15—2019.6.25）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李吉林（1938.6.10—2019.7.18）
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高至凡（1991.6.30—2019.7.19）
厦门六中教师
卢永根（1930.12.2—2019.8.12）
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
丁石孙（1927.9.5—2019.10.12）
北京大学原校长
何家庆（1949.12.20—2019.10.19）
安徽大学教授
张涌涛（1973.11.26—2019.12.3）
重庆奉节县太和小学校长
卫兴华（1925.10.6—2019.12.6）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段正澄（1934.6.15—2020.2.15）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宁津生（1932.10.22—2020.3.15）
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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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一册语文润学子
您去世后，有媒体这样缅怀您：“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
此言不虚。1981年，您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版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300多所大专院校的课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2018年，《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那时您已年过百岁，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受惠者遍及全国。
惊人的数量，由教材的高水平支撑。大学语文课程曾中断30年之久，使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主编及修订时，您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因为您的坚持，这套充满人文精神和古典魅力的教材滋养了改革开放后一届届大学生。
虽然您倾心古典文学，但在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时，恰是您的开放开明，留给人们无限的回味。
您每周主导一次文学话题讨论会，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学生研究思路。学生讨论时，您从不干涉，通常坐在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最后略为点拨，留下让学生自己领悟的空间。
您还作出一项规定——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用文学作品代替。这一改以往硬性的单一考试要求，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激情。著名作家赵丽宏、王小鹰等人当年的毕业论文即是一本诗集，后来一批作家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形成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潜心育人的同时，您在文艺理论的海洋里遨游。精力最旺盛的40多年，您断断续续手抄笔写的材料总计有两三千万字。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您日后著述颇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您打通古今，创办我国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很多去过您家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时间在您家里，好像静止了。
您住了几十年的旧屋里，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屋子数载不曾装修，您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拿去补了继续穿。
然而，就在百岁生日之年，您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和5万多册藏书，并在华东师大设立“中玉教育基金”，帮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这100万元，每一分每一厘都是您多年的积蓄和笔耕所得。
您被尊称为“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然而，您却十足谦逊，面对赞誉，仅言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这恰是您身上最迷人之处。明明功勋卓著，仍葆有谦谦君子之风。
李吉林：一生耕耘为儿童
您有很多重量级头衔——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儿童教育家、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然而自始至终，您都是一名小学教师——这也是您最爱的职业。
时间回到1956年。那年，刚满18岁的您走出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走进女师附小（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前身）。从教之初，您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怎样把孩子教聪明”，后来，这也成了您第一篇论文的主题。
有段时间，语文课堂“单调、呆板、低效”，限制着儿童的发展。怎么让课堂丰富、生动起来？您苦苦求索，从外语教学中的情境联想到中国古代文论的“意境”，从《文心雕龙》“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等论述中得到启发，抓住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把儿童带出封闭的课堂，让他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走进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画卷。
从此，小河旁、田埂上、树丛里处处留下您和孩子们的身影。孩子们像小鸟飞出笼子，呼吸着广阔天地里清新的空气，睁大眼睛看着这美妙无穷的世界。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冰雾雷电，还有美丽如画的山川田野、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光怪陆离的鸟兽虫鱼，都成了最生动的教材。开放的教学给语文课堂带来了无限生机。热烈的学习情境，常常让课堂进入沸腾，让孩子走向忘我。打铃了，孩子们不肯下课；写作文，孩子们不肯搁笔……这些变化给了您开风气之先的胆量和自信：“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语文课还可以上得这样精彩，我和孩子们共同沉浸在美的教学情境中。”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1987年，您创造性地提出“把儿童的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您认识到，优化的情境能促进儿童情感和潜在智慧。为了儿童的发展，您将情境教学拓展为“情境教育”。
又经过20年的实践与总结，2017年，您终于完整构建起中国式儿童情境学习范式：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把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儿童学、思、行、冶。这一年，您已经79岁。
您践行了自己的初心。您把一生献给儿童教育，忠实地守护着自己的园地。“一切为了儿童”，这是您教育理念的核心，也是您理论研究的基石。绵延半个多世纪，在与儿童教育相伴的一生里，儿童在您的心中始终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仅是教育对象、研究对象，更是智慧的源泉、心灵的寄托。
“我不是农民，却是一个播种者；我不把谷子撒进泥土，却把另一种金色的种子播在孩子的心田上。”
“我深感，是儿童，是童心给了我智慧；我深感，爱能产生智慧，爱与智慧丰富了人生。”您生前常说的话，恰为您一生的最佳注脚。
高至凡：至凡工作至纯音
2014年，您从厦门大学音乐系毕业。那年夏天，您梳着小辫子，拎着小兰花布袋走进厦门六中。对一个大男孩来说，这个造型显然有点另类，但很快，您就俘获了学生的心，大家开始喊您“老高”。
从打扮上就能看出，您很有个性。个性的您，总想在音乐上做一些有意思的、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您和徐聪老师一起探讨合作，决定用阿卡贝拉的演绎方式，做无伴奏、多声部的合唱。
要指导一群十几岁的初中生唱阿卡贝拉，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吸引孩子们进入音乐课堂，您总能想出一些“怪招”，比如带些红酒软木塞到课堂，让学生咬住发音，训练腔体共鸣，或者让学生们用气息将纸片贴在墙上，以此练习用“气息”唱歌，而不只是用嗓子发声。为了让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放下包袱，您会像“做游戏”一样，自己示范几遍。
在您和徐聪的指导下，厦门六中合唱团的“阿卡贝拉”表演声名鹊起。近些年，合唱团多次走上中央电视台舞台，在网络上也是“流量担当”。每有新作问世，点击量过亿可谓稀松平常。
合唱团红了，您也红了，可是，您没飘。
您冷静得很。您和徐聪只想“纯粹地用阿卡贝拉这种表演形式做出优秀的音乐，终极目标是希望让更多学生在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您说，自己只希望培养幸福的平凡人。
您的愿望，在学生身上实现了。很多学生，因为参加合唱团，爱上了音乐，最重要的，他们爱上了生命。
纯粹、专注、平凡，这是您的本性，是您最初的样子。您几乎不关注个人荣誉和发展这类事，别人见校长是“汇报工作”，但您会哼着小曲，满心欢喜地冲进校长的办公室，喝茶、吃点心、聊心事，“就是一个大男孩的样子”。
您把一切都献给了音乐、献给了合唱团。几年来，您不知道假期的轻松愉悦是什么感觉。其他老师休息的时候，正是您带领合唱团苦练的时候，因为只有这时，学生才真正有时间练合唱。
2019年7月19日上午，您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放假真是太爽了，做梦都会笑醒。当天晚上6点半，您突发重疾，抢救无效，不幸辞世，生命定格在28岁。
三天后，您的追悼会现场，人群从屋内排到了屋外，很多是孩子，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哭着合唱您教会他们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送别您：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
卢永根：心唯大我育青禾
您的一生，面临很多次选择。
而在每个重大选择的关口，您心中都有一个不变的准则：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回望您的少年时代，1930年12月，您出生在香港一个殷实的中产家庭。当内地生灵涂炭，人们为一口饱饭一袭寒衣苦苦挣扎的时候，您衣食无忧，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那个年代，您是四万万人中极少的幸运儿，是个无忧无虑的“香港仔”。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父亲将您和兄妹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您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逃难生活，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在人生的青春阶段，您感受了祖国的痛苦和呻吟，国家的苦难震撼了您这个“香港仔”的心，您下决心，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您开始坚信，祖国是您安身立命的地方。
很快，您作出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您不顾家人反对，放弃了在香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学校而选择在中文学校就读。1949年8月9日，您在香港举起右拳，面向北方，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1952年，作为华南农学院的首批学生，您师从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丁颖。您继承了恩师的事业，把他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逐步扩充到1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您带领团队研究水稻的杂种不育性，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概念，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业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新认识。
改革开放后，您到美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以公派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留学。美国的亲人竭力说服您留下来，您又一次面临选择。
您说：“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坚决拒绝了留美的选项。
您不仅自己这样做，也努力劝说青年人才回国效力。从1983年开始，您担任了13年华南农业大学的校长。其间，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在您的感召下，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到祖国，成长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曾任华农副校长的温思美回忆，1984年他与您偶遇，您力邀他毕业后回国工作，“正是卢院士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以及为人为学的人格魅力吸引我来到华农。”
2017年3月，面对毕生积蓄，您作出了第三次选择。那个春天里，您和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这是学校建校108年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有评论说，您“促使人反思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抉择，为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提供了参照，为年轻人提供了标杆”。
在这个春天，我们又想起您说过的话：“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丁石孙：卓尔学人掌燕园
您广为人知的职务，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但您首先是名教师。
1950年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您就留校任教。两年后院系调整，您转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那时您才20多岁，比学生大不了多少。但您对学生，已经“非常认真负责”。
1954年，北大数力系招收了240名学生，其中有高中生，也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毕业生，成绩参差不齐。您除了讲大课之外，还担任了一个“慢班”的班主任。部分学生因为缺乏小学和中学的系统训练，许多数学专业的问题不能理解，甚至看懂教科书也存在困难。每天晚上，您就把困难学生叫到办公室，领着他们像念课文一样念教科书，逐字逐句地讲解，直到他们弄通为止。对于基础好的学生，您特殊培养，组织他们成立代数小组，定期从《美国数学月刊》上挑选一两篇论文让大家讨论。在您的引导下，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得到了提升，一年多的时间里，写成不少小论文。学生们还办出自己的刊物，专门发表研究成果。
您说：“教师有热情，才会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这是您的切身体会，学生也从中受益良多。后来，北大数力系1954级涌现了胡文瑞、刘宝镛、王选、张恭庆、张景中、朱建士和周巢尘7位院士和两位卫星、导弹总设计师，在我国数学史、力学史、计算机科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2004年，在该级入学5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您这些年近70岁的学生说，当年不仅是从老师的学问中，更是从老师治学的态度中学到了很多很多，要像丁老师一样“对待工作竭尽全力去负责好”。
1984年3月，57岁的您上任北京大学校长。
您很快给北大带来改变。
您让教务处做调查，发现北大理科各系毕业生当时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并不多。您意识到，本科阶段不应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要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于是，北大很快开始允许学生提出转系申请。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堪称奇迹。
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力提拔年轻人，实行工资包干制，贯彻竞争机制，活跃学术空气，加强校生交流，以基础学科为主，推动学科建设……
您说：“个人也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北大百年校庆那一年，当您的名字在纪念大会上念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您很早就立下过一份遗嘱，说：“对世界来说，我的死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
当您逝世的消息传来，您眼中的这件“极小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引起很大的波澜。
正如一名北大1984级毕业生在其所作的悼念诗中所写——“坦荡真君子，卓尔大学人。燕园一国士，五载掌黉门”。
何家庆：魔芋大王存风骨
20年前，您出名了。
您自费到大西南，教大山里的农民栽培魔芋，一路上吃了不少苦，要过饭，被人抓过，还多次遇险，“神秘失踪”300多天后，您才回到工作单位安徽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媒体报道了您的事迹，一时间，您成为全国典型。
其实您本不愿接受采访。最早想采访您的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有利于您的扶贫事业出发，才终于做通您的工作。
再往前追溯。1990年6月，您到安徽省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与魔芋结缘。您自荐担任绩溪县魔芋开发领导组组长，先后到贫困山区举办13期科技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识。为了消除农民顾虑，您自费1000元从湖北引种，在31个点试种并进行田间指导，结果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低产量2000公斤，最高达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元，为当地百姓致富开辟了新道路。
您由此看到了一条脱贫的金光大道。您的西南之行，也由此展开——当得知西南山区是魔芋的主产地，且有全国2/3的贫困县，1998年2月，您只身前往大西南，开始了长达305天的科技扶贫之旅。31600公里的行程里，您沿途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办培训班262次，受训人数逾2万人，为57家魔芋加工企业提供技术指导。
“魔芋大王”的称号自此响遍全国。
是什么支撑您孤身一人闯荡大西南？
您出生在安徽安庆，与新中国同岁，童年靠父亲拉板车抚养，靠着国家资助和老师同学们的接济完成了学业。
“读着共产党的书，拿着共产党的钱，好好学习，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长后要成就顶天立地之业，才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老父亲对您殷殷叮嘱。
这句话，被您当作座右铭刻在心里。
您去大西南考察前，因为担心遇到不测，给女儿留下诀别信，信中说道：“因为我是个教师，我当为人民服务。孩提时代，我发誓：谁给我一捧土，我还他一座山。中学时代，许多同学誓言，长大当工程师、科学家。我只希望长大后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人民服务。”
您用一生践行了誓言。
2001年，安徽省政府奖励您10万元，足以在合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您却转身捐给了“春蕾计划”，资助山区贫困女童。
2016年起，您又自费走遍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等省，调研瓜蒌产业发展现状，开展“栝楼扶贫”，帮助农民增收。您出版了《中国栝楼》，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栝楼的6项发明专利。
获知身患绝症后，您提出，要把眼角膜捐献给山区贫困孩子。
2019年10月19日，您生命的最后一天。
您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气息微弱地吐出一句话：“不知道今年的瓜子收成如何，瓜农收益怎么样。”
当晚，您溘然长逝。
张涌涛：燃烧生命沃乡土
您从发现病情到离世，相隔仅仅50天。
您在生命的最后50天里，干了这些事：
住了20多天院——这是您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以及妥协。您注重锻炼，注意养生，向来是身体倍儿棒，更何况，您从来没有因为私事请过一天假。即便如此，住院期间您也没闲着。像往常一样，电话和信息一直没断过，您处理着一件件烦琐的工作，比如跟县上争取，把一线老师的评优名额从理论上的2.7个落实成3个。
生命倒计时的第22天，您坚持出院了，去学校值周。紧接着，奉节县金子村接到市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通知——您不仅是校长，还是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金子村有您的帮扶对象苟文权——于是，您赶到到金子村填完扶贫手册，又顶着严寒看望了苟文权。那天，您没让人看出异样，还对苟文权说：“看到你们现在这样我心里就好过了。”当晚，您严重腹泻，一晚上去了十七八趟厕所，第二天，您再次住院。
生命倒计时的最后10天。您跟学校同事交代学校光纤费、功能室的细节；您在扶贫工作群里说“实在忙不过”，请村上派人帮忙好好完善贫困户刘宗文的档案；辞世6天前，您还在请人帮忙处理政务平台OA系统里几个贫困户的事情。
事情终于办完了，最后，您仰在病床上，顶着因肝腹水高高隆起的腹部，用颤抖的双手一个字、一个字打出了两条长长的辞职信息，一条发给县教委主任，一条发给金子村对接扶贫工作的干部。
这几年，学校新来了几位“90后”，他们富有活力、注重自我、善于表达，有时还会和您“讨价还价”。与他们相比，您显然属于“上一辈人”，内敛、隐忍，不懂诉苦抱怨，凡事自己扛。
也许正因为如此，您既当大家长又当管家婆，是村校里大家公认的“定海神针”。
同事们说，太习惯有您在的校园，习惯您“像严厉的父亲一样”批评人，习惯您每天凑到食堂窗口看学生吃啥，习惯听您晚上10点多从办公室回宿舍、边上楼梯边哼歌，习惯有困难找您帮忙、有脾气找您“撒娇”……
您突然走了，大家觉得“每天都找不到方向”。
您还是扶贫干部，再穷的人您都瞧得起，贫困户说，您这个扶贫干部，比亲人还亲。您的帮扶对象都很依赖您，谁随时想起点啥就要问清楚，凌晨也直接打电话，因为他们知道，您准接。
您走得太匆忙了。
第二次住院前的一天，放学后，等人走空了，您举着手机在校园里拍照，东拍一张、西拍一张，最后走到校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拍一张。后勤人员觉得奇怪，问您干啥呢，您轻声说：“没事，拍着玩。”
那是您留在校园的最后一个画面。您心里，不舍。
卫兴华：为学当如金字塔
您的一生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您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被捕入狱后严守党的秘密。1952年，您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直到逝世。
您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上世纪50年代，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分析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报酬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我国的价格体系、按质论价等问题。改革开放后，您转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并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
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传承下去，是您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
您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阐释，要结合国内外的经济社会实际，让学生们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
您还坚持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既教授知识，也传递信仰，并将其作为一条经验。
您这样冀望年轻学人：“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几十年来，您言传身教，学生们耳濡目染。有学生送您一副词匾：“倾一腔热血，携两袖清风，默默以育人为乐；招八方弟子，探九州方圆，时时凭真诚敬业。”您90岁高龄时，依然带着博士，坚持每隔一到两周上一次专题讨论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即使卧病在床，您也坚持工作，把学生叫到床边探讨学问、写论文，让学生拿着笔和纸，您说，学生记。
2016年4月，在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期高级研修班开学典礼上，您完成了一个愿望：捐出刚刚获得的吴玉章终身成就奖100万元奖金。您说，您要支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及优秀成果奖励。
那天，91岁的您颤颤巍巍举起了捐赠牌匾，和大家合影留念。仪式结束，您拄着拐杖，在工作人员护送下，慢慢走下讲台。
经过听众席，来自全国各地的220名学员自发鼓起掌来。
对座无虚席的会场，您应该感到一丝欣慰。第二期研修班的学员人数，比第一期多了一倍。
共和国铭记您的功勋。2019年9月29日，您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您说：“我有个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为老百姓富裕、安康、和谐生活而奋斗。”
读小学时，您的名字是“卫显贵”。
显贵，荣华富贵之意。您生在山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小学老师给您取的这个名字，寄托着老师、父母最朴素的愿望。
然而您成长在日寇侵略中国的炮火中。从小目睹日军暴行的您，在读中学补习班时，把名字改为“卫兴华”。
兴华者，“振兴中华”是也。
段正澄：持之以恒铸重器
1957年，您从华中工学院毕业留校，从此扎根喻园。此后60余年里，您一直工作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一线，致力于自动化、数字化加工技术与装备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发。
您啃的都是“硬骨头”。
您和团队曾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看看您获奖成果的研究周期吧——
研制全身伽马刀，10年；研究激光加工技术与装备，20年；完善汽车发动机曲轴磨床，30年。
有人问，花那么长时间搞设备，值吗？
怎么不值？1996年，您带领团队与企业密切合作，开展立体定向伽马射线全身治疗系统的研发，成功研发出世界首台大型放疗设备全身伽马刀，打破了昂贵进口设备垄断各大医院的局面。这种伽马刀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还可大大降低对人体正常组织和器官的损伤，惠及数以万计的患者。
您2008年的获奖项目“高性能发动机曲轴高精高效磨削加工技术与系列成套设备”，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德、美、日等国几乎垄断了世界汽车曲轴制造设备的高端市场。为了在技术上取得突破，从1979年到1983年，您和团队在孝感机床厂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数控高速全轴自动曲轴磨床，此后又经过20多年的不断升级改造。如今，我国生产的汽车曲轴磨床不仅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且结构简单，价格比国外便宜一半！
对这样的时间跨度，对这样的科研成果，同行无比钦佩：“段老师熬得住！”
这段岁月里，您最难忘的是一棵树。
您入学时，正值华中工学院初建阶段，您和同学都要在节假日参加基建工作，常常是上午种树，下午在工地当小工，学校的东二楼、东三楼，都有您挑过的砖。
您还种下了一棵树。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洗礼，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您经常去看它。您走到华中科大附属中学，拐到西南角，再往北数，路边第二棵，那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就是。
“现在树干粗得我一个人都抱不拢了！”您看着它，微笑。
也是在那段岁月里，您还在篮球场上冲锋陷阵。您个儿高，1米8，是学校篮球队的第一任队长，专打后卫。1954年，篮球队拿到了湖北省冠军。您正高兴，时任院党委书记的华工传奇校长朱九思叫住了您，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您说：“还可以。”朱九思认真地说：“还可以也不行。华工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不是只要你会打球。”
从那时起，每晚10点宿舍熄灯后，您就会搬一大一小两个凳子到走廊上，借助路灯把因为训练耽误的课补回来。
您说，您一直记得这次对话。
朱九思退休后，您去看望他，他还是督促您好好工作，科研要做大做强。
您说：“自己如果学不好、做不好，就对不起学校、对不起他。”
您没有辜负老校长。
宁津生：大地之星绘经纬
您有一个响亮的绰号，“大地之星”。
这源于您的专业和工作。您出身测量系。一生与测绘学、大地测量密不可分。
1975年，您加入寻找我国“大地原点”的队伍。“大地原点”是一个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基准点，在天文测量、重力测量、三角测量、人造卫星测量、全球定位测量等活动中，大地原点标石的稳定极为重要，任何细小的变化都会使测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使用的大地测量坐标系统的坐标原点是苏联的玻尔可夫天文台。为了寻找我国自己的大地原点，43岁的您带领一众科技人员前往郑州、西安、兰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最终，我国的大地原点被确定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北流村。
您还对中国测绘科技的升级换代倾注了大量心血。经过长期努力，您终于看到收获的曙光：“我国在测绘基础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软件等方面，已和世界测绘发达国家具有同等水平。虽然现阶段还存在些许缺陷，但正在逐步完善，相信有一天我国定能成为测绘强国。”
然而，在这耀眼的成果背后，谁又曾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测绘专业遭受过冷落。
那时，您正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虽然当时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每年录取的新生里，十个中有七八个第一志愿不是测绘，还有两三个强烈要求转专业。
这让您忧心忡忡。您干了一辈子测绘，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当人才断档的危机袭来，您不能无动于衷。
1997年，您决定为测绘专业添一把“火”。已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您提出了“院士共上一门课”，得到刘经南、李德仁、张祖勋、陈俊勇等4位院士的积极响应。你们一拍即合，“与其靠辅导员去劝，去做思想工作，不如靠院士去讲”。同年，由5位院士共同讲授的“测绘学概论”正式开课。
大名鼎鼎的“最奢侈基础课”就此拉开了帷幕。
从1997年9月正式开课至今，讲这门课的由5院士变成6院士、7院士，人数虽在变化，但核心精神一直没变过：“全世界的老师都要讲课，如果不讲课，就不叫老师了。”
作为主讲人之一，您每次上课之前会做大量功课，收集国内外测绘学科当前最新研究成果，精心备课。您曾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想在讲台上讲得好，就必须在台下做足功课，讲课才能游刃有余，就会受到学生欢迎，他们的收获也就越大。”
学生们的反应，印证了您的远见。这门课从不点名，但从来没人逃课，每次上课，连走廊都挤得满满当当。正是在这个课堂上，很多学生树立了从事测绘的终身志向。
如今，您已远去。但在学生眼中，您永远是“宁静致远、津津乐道、生生不息”的睿智儒雅之师，是耀眼的“大地之星”。
本版文字：本报记者 高毅哲 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