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首批“大学生社工”、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乐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程子夏（左一）接返京人员回社区。李思思 摄
北京市首批“大学生社工”、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党群活动中心副主任王敏参加社区垃圾分类值守。袁臻 摄
【编者按】
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给高校毕业生带来了就业困难，北京市化危为机，从2009年开始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本报及时跟进，于2009年3月19日刊发了长篇通讯《“大学生村官模式”从农村包围城市》，该报道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十年过去了，记者再次深入北京市基层，跟踪了解北京市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的情况。
2009年夏天，当年轻的程子夏从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门走出，到北京南城的广安门外街道报到，正式成为一名社工时，她也没想到，自己见证并亲历了一项事业的发展壮大。
2009年、2010年，5000名首都高校毕业生像程子夏一样，奔赴北京市2500多个社区居委会，从事一种新鲜职业——社区工作者。他们被称作“大学生社工”。
11年后的2020年9月8日，人民大会堂，程子夏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接受党和国家的表彰。程子夏所在的广安门外街道乐城社区，紧挨着北京6月疫情的暴发地之一——天陶红莲菜市场。
“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首都基层的每一名社区工作者，是对所有社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最高褒奖。”程子夏这番话不是客气，是掏心窝子的真。
她背后，是北京5.8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他们未必每个人都有程子夏一样的高光时刻，但是，他们共同铸就了一项新的事业——社区建设，他们是北京“大学生社工计划”走过十年的成果。
起步
2007年秋，党的十七大开幕前两天，宋贵伦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那时大多数人不知道社会建设为何物，宋贵伦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光杆书记”“皮包工委”闯新路。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明确把社会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布局。
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办对外宣布成立。这个新机构的设置，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意义深远，在全国都是前瞻性、标志性事件。
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市召开社会建设大会、出台“1+4”文件，初步形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特别提到以党的建设为龙头，夯实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两个基础，建设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两支队伍。
彼时，北京市共有2512个城市社区。“我们调研发现，社区工作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再就业人员，老化问题严重，他们敬业精神可嘉，但专业化职业化不够，文化水平不太高。”宋贵伦说。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这对中国的冲击和考验也是严峻的。2009届611万名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突然收窄。
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一边是社区工作者队伍不足，受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启发，北京市社工委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从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用5000名本科生、研究生到社区，基本做到一个社区两名社工，分三年招录。这些社区服务岗位由北京市财政出资“买断”。
北京此举在全国是首创，消息甫一发布，引发关注。尤其是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宋贵伦作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会上提及此事，社会各界颇觉新奇。在当时的公众认知里，社区还是大爷大妈工作的地方，社工还只是贴贴通知、盖盖章、劝劝架的岗位。
招聘启动，大学生蜂拥报名。全市统一组织考试，2009年招聘3000人，超出年计划1000人，2010年招聘2000人，提前一年完成招录。
事实证明此举确有远见。大学生社工进入社区后，契合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延伸到社区的改革大势，效果非常好。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将政策的执行权下放到各区，由各区继续根据实际情况面向高校和社会招聘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进入社区，确保大学生社工持续不断“进得来”。
11年后，北京市现有社区3309个，社区工作者5.8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90%，平均年龄40岁以下。而在2009年，1.6万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龄在40岁以下的仅占29.2%，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9.8%。
很难衡量，也无法说清这个队伍的巨变对每一个普通北京市民的意义，但是历史进行了一次无意中的检验。
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作为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在各国表现不同。中国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组织、快速的行动控制了疫情，显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和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说。
在社区防控阵地，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表现不仅得到高层的肯定，也收获了数以亿计普通市民的嘉许。仅就北京而言，今年6月疫情局部暴发，短时间内得以有效控制，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的表现可圈可点。
波折
任何一项新的事业都很难一帆风顺。“大学生社工计划”遭遇的波折，经历过的人记忆犹新。
2009年年底，大学生社工流失的新闻就开始见诸报端。
至今还在北京门头沟某社区工作的社工小刘记得，当时跟他一起进入社区的大学生社工陆续离开，尤其在2011年到2013年，干满三年合同期、拿到北京户口，一些人就走了。2009年，门头沟区第一拨“尝鲜”的大学生社工共有42人，但几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小刘一人。
张璐2009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研究生毕业，通过招考进入西城区金融街某社区，虽然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她升任该社区服务站副站长，但还是选择离开，去了一家国有银行。
“当时选择这份职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对这个国内新鲜的职业有兴趣，二是能获得非常好的基层工作经验，三是能解决北京户口。”张璐也坦言，社区工作远比想象中的琐碎繁杂。
报端消息称，北京大学生社工政策实施两年间共流失1111人，再加上部分未报到的，流失比例约20%。“大学生社工遭遇水土不服”“避免大学生社工临时就业”等声音此起彼伏。
“大学生社工计划”还能不能继续？当时，天津、南京、青岛、宁波等地也开始招聘大学生社工到社区工作。北京的动向牵动人心。
压力最大的当数北京市委社会工委。那几年，各种质疑纷至沓来，甚至网络上，有人点名指责宋贵伦是“骗子”，“把我们忽悠来了”。
大学生社工为何离开？
时任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科研处主任白新睿，对朝阳区大学生社工工作状况做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该群体对工作的满意度比较低，满意率仅为23.4%。
调查发现流失原因集中在几方面：一是社会认可度低，很多人认为，大学生社工做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没出息，这让他们感到尴尬和失落。二是薪酬待遇低，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不过千把块钱，在北京，这个收入连保障基本生活都做不到。三是对社区工作缺乏了解，心理预期与现实差距太大。此外还有身份的尴尬，“大学生社工”既不属于公务员，也不属于事业单位，既不属于慈善机构，也不属于企业管理人员，身份、待遇模糊。
大学生社工流失的状况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为了回答疑问，北京市社会工委在全市范围内做了实地调研。宋贵伦说，经过调查，当时北京各行业大学生流失率平均为15%，大学生社工的实际流失率在18%左右，总体上处于正常范围。
“当时有个情况，社区每三年一换届，三年合同期满，双向选择。严格说来，大学生社工走的不能全算流失，许多是正常流动。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导向，一味埋怨流动的大学生社工，也不能形成扎根社区干一辈子的思维定式。社区不仅是锻炼人的地方，也应当是培养人的地方。”宋贵伦说。
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直面。就拿待遇来说，如何确保“留得住”？
“我开始时每个月到手也就800多元，到了2015年，从1000多元涨到了3000多元，翻了一番。”小刘回忆，2015年真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大学生社工流失率很低，“说实话，在北京，1000多元不能生活，3000多元就能，就是这个差别。”
据宋贵伦透露，2008年到2018年，全市社区工作者先后五次调整工资待遇，十年间工资涨了10倍，由原来的每月人均800多元提高到8000多元，达到了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使社区工作者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最近三五年，社区工作者的招聘非常抢手，招聘比例不是几选一，而是几十、几百选一。
既要“留得住”，还要“流得动”。2016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实施了“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规划，明确提出打破“天花板”，按照有关程序，优秀社区书记可以直接选聘到机关事业单位。
2019年，全市首批40名优秀社区书记进入公务员队伍，彻底打破了社区与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事关系壁垒，使社区不仅成为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的平台，也成为培养锻练干部的渠道。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北京市已经形成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许多大学生社工已成长为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领导班子成员，有的已成长为全国和市、区的党代表、人大代表。
奔跑
深秋的北京市房山区苏庄大街上，西潞街道苏庄三里社区服务站二层，记者找到杨雪时，她正在处理一起居民与商户间的纠纷，不时被此起彼伏的电话声打断。
她背后的文件柜里，整齐地码放着标签为“征兵”“消防安全”“社会福利”“综合治理”“接诉即办”的文件夹，旁边的矮桌上，是还未整理完的“疫情防控档案”。
纠纷的两方是社区口腔诊所和诊所楼上的居民。两名诊所工作人员在叙述原委，居民没到场。原来是居民投诉底商的医疗设备有辐射，会影响生育。即使口腔医院出具了专业报告，居民也不认账，非要让其搬走。
“这样，再跟人家好好沟通一次，看有无协商的可能。实在不行，就由人民调解介入，到603室找社区的公益律师，请他们进行诉前调解。”作为社区服务站站长、居委会副主任的杨雪尝试了几种调解方式无效后，语气轻柔但果断地给出最后处理意见。
苏庄三里社区有个大名鼎鼎的“许顺人民调解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以退休法官许顺的名字命名，在辖区内为居民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几年来，调解社区居民、辖区商户以及相邻社区的矛盾纠纷300余件，实实在在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第一道防线”。
“人民调解工作室”只是社区治理工作中的一项。杨雪说，社区的工作概括说来是“三驾马车”：以社区党建引领，居委会、服务站齐头并进。具体到居委会来说，下设六个为民服务的委员会，涉及社会福利、综合治理、人民调解、文化共建、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等。
“小巷总理”所言不虚。北京市对社区职能做了规范化，归这“三驾马车”的就有100多项，涵盖经济社会多个领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们就是那根针，所有的线都要过这根针。”杨雪笑着说。
2008年大学毕业后，杨雪在北京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三年届满后，她又报考大学生社工，从此扎根在苏庄三里社区。
苏庄三里面积0.9平方公里，有30栋居民楼、280多个底商。随便问一个地方，杨雪都能像定位仪一样指出具体位置，这张在心里勾画的社区地图，承载了她的事业和青春。甚至走在街上，人来人往，她看一眼就知道是不是自己管辖内的社区居民。
杨雪见证了北京社会建设的十年变化。她刚到社区时，社区里还是大喇叭广播，老百姓对社工的印象还是“吃饱等天黑”，而现在，辖区居民拿他们当贴心人，基层自治也如火如荼，“居民协商议事厅”定期召开。作为社区服务站站长、居委会副主任的她，已经在积极参与北京市基层治理体系的改革：比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12345接诉即办”“一刻钟社区服务圈”……
程子夏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从一个细节上发现居民自治的进步：疫情卡口值班需要志愿者，但社区距离红莲市场那么近，参与疫情防控要冒很大风险。让她意外的是，微信群的通知发出后，好几十人踊跃报名，大家都想出份力，哪怕值班就两个小时，也是一份心。
程子夏所在的乐城社区服务站只有120平方米，但是每次变化都蕴含了服务站管理的变迁。这一阵子，她在忙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垃圾分类、接诉即办等，明年服务站又要改革，改为社区会客厅，实现居民“一窗受理”，这120平方米软硬件都要改，办公面积要缩小，给居民留出办事咨询的空间，社区人员也要培训……
如今，北京3000多个社区的骨干很多都是大学生社工，他们的确发挥出眼界宽、文化水平高、年轻有闯劲的优势，在社区大胆创新，为基层治理创新发挥带头人作用。
刘玉伟，门头沟区大峪街道龙山三区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北京首批大学生社工。他所在的社区大部分居民是拆迁户，来自78个平房区组织，农民居民混杂。“中国是个熟人社会，怎么让居民熟起来、有归属感？”刘玉伟早上找遛弯大爷，晚上八九点跟下班的年轻人聊，从工作、家庭聊到社会关系甚至宠物，两个月下来跑完了2508户，自制了一张社区信息表，设计了多种多样的“破冰”活动。
他自创把社区居委会入党积极分子放到支部，成为“社区党建助理员”，既辅助老同志开展工作，也培养、考验积极分子，8个助理员根据每个支部的特点开展活动，打造党建品牌。社区成立4年以来，从92名党员发展到228名党员，社区党委不断发展壮大。
“现在社区共有3个支部，大方向由党委引领，但每个支部都有自己的样子。”刘玉伟说。
刘玉伟还借鉴大学校园的社团经验，针对老年人、青年人、儿童、流动人口等成立不同的兴趣组织，比如，老年人的象棋、书法、太极拳等，青年人的手工绢花、相亲活动、跆拳道等，儿童的绘本阅读等，每个社团还设有主席。“我就是想用他们喜欢的事把社区自治的精神渗透下去。”他说。
“大学生社工计划”实施之初，曾经顶着社会公众“大材小用”的质疑。近几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像刘玉伟这样的大学生社工在慢慢改变人们的认知。
在宋贵伦看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基是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城乡社区处于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社区工作者处在处理复杂问题的一线，要有能力去处理，有专业、有水平地为老百姓搞好服务。社区的专业化、职能化、社会化和法治化水平能力，决定着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挑战
虽然在西方，社工作为职业存在了六七十年，但在中国，对这个2004年才被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验明正身”的新职业，人们的认识还需要过程。
“社会工作者是专业化的、广义的慈善工作者，把社会善的理念通过科学的方法传达给需要帮助的人。一定要明白，在现代社会，有爱心和有爱的能力是两回事，所以专业化恰恰就是要培养一个人爱的专业化能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赵孟营说。
1917年美国学者理查曼的《社会诊断》一书出版，把这种助人的工作作为一套独立的知识系统加以研究和传授，从而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建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用了一个诊断的医学概念，也就是说社会的问题也需要诊断。从那之后很多人就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一个社会的工程师，是一个社会的医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70%的人群和70%的组织、70%的经济贡献率都在社会领域，都在传统体制之外，社会服务也应当适应这种新变化，来满足各类人群的需求。”在北京从事社会建设十几年之后，宋贵伦如今在国家高端智库——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从事社会建设研究教学工作。
中国社工的职业化、专业化这几年有喜有忧。随着2018年人社部和民政部出台《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的职业序列初步建立。据统计，北京市持证上岗的专业社工有3万多人，社工持证比例居于全国第一。但很多地方，每个社区只有一两名专业社工，更谈不上持证上岗，全国各地社工专业化、职业化程度差距很大。
“十几年里，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实现了从工作到职业的转变。以前有人可能觉得大小伙子怎么去社区工作，但是现在社工是很正规、很朝阳的职业。在很多重要的场合，社区一次次被提到，我觉得这个职业能干，而且能一直干。”刘玉伟说出了很多大学生社工的心声。
“供需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有些高校的社工系被取消，其实应该根据国家发展大计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建设。多方面加强社工教育，未必是设立多少社工系和社会学院，而是增加选修课，特别是与社会打交道的专业，应该对社会工作有所了解。另外，教材建设也不够，应当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教材体系。”宋贵伦说。
针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宋贵伦建议，借鉴北京经验，在全国城乡社区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之危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之机。他阐释了这个建议的原因：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874万，创历史新高。行政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经济下行压力，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使我国当前就业市场萎缩，许多高校毕业生向往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大门收窄。
“而有一个广阔的就业市场应当引起重视，那就是城乡社区居委会。”宋贵伦说，据民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全国有65万个城乡社区、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这样，现在平均每个社区才有6名工作者。从具体实际看，每个社区应当至少有10名社区工作者才能满足基本工作需求。不难看出，全国社区力量严重不足。如果按平均每个社区10名工作者计算，缺口有250万人。如果今年平均每个社区吸纳两名高校毕业生，也能解决130万人就业，可有效缓解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
“这是一个广阔的就业市场和大有用武之地。从更长远的意义来说，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将有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社区建设还存在许多短板和弱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城市社区工作者不仅力量严重不足，而且素质不高、能力不强的问题尤为明显。在全国社区持续实施‘大学生社工计划’，将使全国社区工作者力量显著增强、队伍素质发生质的飞跃，将有利于加快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