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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莫砺锋教授主编的《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凤凰出版社），喜其蔚为大观，视域宽广，感其体例新颖，解读精准，敬其治学严谨，编选审慎，尤其是“国学文选”一名，启人深思。在“国学”这一丰厚概念下，所展开的价值架构、编写体例与选文标准，都具有某种回归起点重新思考问题的深层意义。“国学”的重量，哪些文章足以承载？引申而言，何谓国学，如何以国学赓续传统？如何文选，如何以文选承继文脉？
“国学”论争：行走在可疑与可敬之间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学”面目模糊，若隐若现，日趋成“热”，行走在可疑与可敬之间。当“国学”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必然“可疑”。今年8月，随手搜索“国学”，相关的最近资讯排序如下：《季羡林称“国学大师”不够格？弓克：我的“明学”开创国学新标准》（8月3日）、《今天，你“国学”了吗？》（8月2日）、《以文会友！烟台市第七届“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复赛举行》（8月1日）、《披着国学外衣死灰复燃“女德班”为何屡禁难止？》（7月31日）、《〈三字经〉这种“国学”，还是不学为好！》（7月28日）、《48国学者警告美国，共同声明“拒绝新冷战”》（7月27日）、《国学热不是真的热？如何定义国学，我们需要重建价值系统》（7月25日），等等。
关涉“国学”的种种新闻，可谓是当前“国学”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无处不在，又面目可疑，似乎是一个万能的“筐”，无论围绕孩子的校园比赛，还是涉及地缘政治的外交语境，都随影随行，不无可疑，乃至可憎。
另一方面，对“国学”的敬意也无以复加，被寄予通过“致敬国学”，实现“重建斯文”的希冀。
早在2012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在《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中指出的“国学热”的社会化问题，至今仍不过时：电视上有各种“论坛”，著名大学附设“国学”训练班，培养企业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资源”，甚至有些地区出现小学生“读四书、五经”的活动，大众传媒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则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在这种语境下，依然逆势推崇“国学”的概念，并推出“国学文选”，也带有某些以正视听的“澄清”期待。
何谓国学，如何以国学赓续传统
什么是国学？在《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一书中，刘东教授以《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一文作为代序，从发生学角度看，梳理出关于“国学”的六种观察视角，以及由此生发的定义，试图澄清“国学”之内涵与外延。如果按照刘东教授的解释模型和分析框架，显然，《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则更符合第三种观察视角。第三种视角是，作为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国学”这个概念在日常应用中，作为一种对于机械割裂的反弹，越来越被当作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以吁求对于传统文化的通盘了解和通识教育。在《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一书中，莫砺锋教授援引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总序》中的说法：“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进而言之，他更看重“观念史”层面的国学演进，认为“观念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高级的思想结晶，也是最稳定的文明传承”。也正因为此，才会强调，在选编《国学文选》时，并不以文学价值为取舍标准，着眼的是它的内容，或者说它的思想性。同样，对“国学”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台湾学者李鍌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曾被称为“第一部被引进大陆的台湾高中生所必修的国学用书”。值得深思的是，该教材2008年被引进出版时，改名为《国学基本教材》（新华出版社，分上下册）。在2013年9月，该书再次出版时，在原名基础上稍微改动，改为《中国文化基础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为六册）。就是说，再版时不再采用“国学”的名称，尽管编写组存有“国学用书”的含义——当然，这也可看作是尊重原版的表现。
如何文选，如何以文选承继文脉
提及“文选”，必然涉及相关的编写体例和选取标准。比如大陆引进台湾版的《中国文化基础读本》，谈及编辑大意时，该书编写组认为“编辑目标在于陶铸高中生优雅之气质、高尚之品德，并启导人生意义，弘扬中华文化”。选文的标准是“以能反映中华文化之精髓，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且具有时代意义者为考量”。
在选文分类时，《中国文化基础读本》主要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集注为主，采取的分类是，《论语》分为四类，“德行类”（下分论道德、论仁爱、论孝友、论修养、论好恶、论刚毅、论士）、“言语类”（论法语、论人）、“政事类”（论政治、论礼乐）、“文学类”（论为学、论学、论诗），《孟子》分为四类，“论性善”“论行为”“论教育”“论政治”。《大学》《中庸》没有分类。
另一种从台湾引进大陆的“国学文选”，则是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张高评教授主编的《古文观止鉴赏》（九州出版社，10卷本）。他认为编选的标准是“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因为，之前出版的《古文观止》“九成侧重于词句注释，文言语译等训诂考据，偏离了吴兴祚所期许的‘析义理于精微之蕴’的义理学范畴，以及‘辨字句于毫发之间’的辞章学领域”。
在《国学文选：中国传统价值观当代诠释》中，具体到章节的编排，在编纂过程中虽曾“借鉴各种古文选本”，但从选目到分类都有独特之处，按内容分成十二类四册：孝悌、仁政、家国、学问、自然、技艺、史学、政体、法治、性命、儒学、佛道，每类选录古文16篇。除了选文的来源广泛，文本贴切外，每部分的导语内容更值得关注，比如在“孝悌”部分，编写组撰写的导语认为，“孝悌”是仁爱精神在家庭内部的充分体现，是人们获得安稳、幸福的人伦关系的道德保障，也是确保社会和睦亲善的伦理学目标的基石。正是在“孝悌”的基础上，古人才进一步建构出完整的伦理学体系，并进而指出，“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都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神祇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源于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
这种“选文+导语”的模式，背后是编选眼光与见识判断的学术功夫，尤其加上编写组成员都是南京大学两古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教授，在学术界向有权威声望，更利于实现“国学”的思想结晶与文明传承得以承继与赓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