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7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上“复学第一课”，重点关注校园防疫知识和高三年级师生心理健康。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2020年12月20日，在浙江省慈溪市妇儿互动中心内，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右一）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孩子‘懒’在家里，怎么劝怎么骂都不愿意来上学。”2020年9月，陕西省宝鸡市石油中学心理教师刘海燕，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位为孩子办请假手续的家长。简单聊过几句，刘海燕意识到，“这孩子有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症状”。家长听了她的建议，带着总是“提不起精神”“怏怏不乐”的孩子去了医院精神科，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全球有超过3亿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也被称作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抑郁症在我国成年人中的发病率约为7%左右，而发病率超过5%的疾病就属于多发病、常见病。
2020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加大对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干预力度，要求各个高中、高等学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对学校在青少年抑郁症预防、干预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青少年为何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学校心理教育工作面临哪些困难？如何织密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网？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水面之下——低龄化趋势肉眼可察
“明显感到自己与同龄人的不同，是在13岁，那年我正上初中。我发现自己的情绪很难出现大的波动，小波动也寥寥无几，后来我才知道这叫‘快感缺少’……”这是网名为“容量瓶”的抑郁症患者在18岁时写下的对自己患病历程的剖析。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具体病症上具有差异性。总的来说，从“苗头”到“成势”，患者会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从起初的情绪低落、疲惫倦怠、睡眠障碍到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衰退、学习能力下降，甚至出现躯干症状、自残行为等。
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互助社区“渡过”的创始人张进说，这些经历“完全是在水面之下的”。不仅很多家长不会察觉，不少孩子也说不清自己的变化。张进表示，在就诊治疗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家长普遍都会经历两到三年的挣扎、认识和接纳期。
“由于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同、人群不同，目前我国还没有非常确切的青少年群体抑郁症发生率数据，也难以进行比较。”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马军介绍，根据一项2012年发表的荟萃分析（一种统计方法，通过查阅文献，收集与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多个研究，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综合研究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的各项中国出生队列（即将同一时期出生的人划归为一组）中，“抑郁的水平是在持续增加的”。
张进表示，这几年接触的抑郁症群体中，青少年的占比越来越大。他接触过最小的抑郁症患者只有7岁。
2017年8月，“渡过”的第一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长微信群成立。三年多过去，“渡过”的家长群达到了20个，且每个都是500人的大群。张进说，虽然这些家长显著地来自北上广等城市中产阶层，作为研究样本并不全面，但一叶知秋，“从患者家长群体的快速增长也能看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增长得很快”。
“低龄化趋势肉眼可察。”当了6年中学心理教师的刘海燕对当下青少年抑郁症患病情况也有相似的感受，“以前，初高中孩子得抑郁症是很少见、很个别的，现在却越来越多。”
“青春期衔接了儿童期和成人期，这一时期的身心健康将影响孩子一生的体格、体质。”马军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的调查数据，全球高达20％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某种致残性精神障碍，有一半成年人的精神障碍起病于青少年时期。
“心理问题的早发现和早治疗对人终身健康的助益已经成为普遍共识。”马军称，从这一角度来看，《方案》将青少年作为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道防线——学校抑郁症筛查很有意义
抑郁症的成因纷繁复杂，既有遗传、生理因素，也有家庭关系、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尤为重要的因素。
面对青少年抑郁症，作为第一监护人的家长应对得好吗？
“大多数家长发现孩子患病，是从孩子宣布不上学时开始的。”张进说，面对孩子的情绪变化，家长们通常缺少“警醒”和“觉察”，并不愿意承认孩子病了。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作息不规律、手机沉迷、厌学、“懒惰”等，常常让家长感到困惑，“这么‘贪玩’‘会玩’，怎么会是抑郁症呢”。
“有些家长会认为孩子矫情、脆弱。亲子关系紧张，孩子的情绪状态更差。”陕西省西安市第七十中学心理教师李晨卉说。
“糟糕的亲子关系可能带来糟糕的师生、生生关系，产生恶性循环，但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如何改变。”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第一小学心理教师肖冬梅看来，家长普遍认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是“我想，但我做不到”的能力缺乏、对精神疾病的耻辱感，常常让家长倾向于回避孩子的情绪问题。
“谁痛苦，谁改变。只有到了痛定思痛的时候，家长才会改变。”张进说，家长对孩子心理问题的重视，通常要等到孩子厌学、不去上课甚至自残时，“等到家长认可、接受孩子是生病了，需要治疗的时候，可能一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心理疾病也像我们的发烧感冒一样，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不然小病就会拖大。”刘海燕说，当孩子发展到中重度抑郁症时，需要坚持药物治疗甚至住院治疗，“大人和小孩的工作生活将被完全改变，代价太大了。”
“家长是距离孩子最近的，也是最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张进反思道，当下，孩子对父母的不愿倾诉、不能倾诉，是家庭里的“隐伤”。为此，从2019年开始，“渡过”推出了亲子营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上课、做活动、互相学习表达和倾听。“我们逐渐意识到，应对青少年抑郁问题，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亲子之间能否实现顺畅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
在此次国家卫健委下发的《方案》中，明确要求各个高中、高等学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虽然抑郁症筛查并不等同于诊断，筛查结果存在异常的学生还需要前往医院进行专科诊断，但考虑到学生、家长在“早发现早治疗”上意识、能力的不足，学校的筛查被不少心理教师视为“很有意义”。
马军用另一组数据展示了学校在青少年抑郁症防治中的重要作用：截至2015年底，全国2936家精神卫生机构中仅175家设有精神科儿童病房，开放床位3835张，儿童精神科床位仅占0.89%。
“仅靠医疗的力量难以满足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未来关于青少年健康的投入一定要从疾病治疗向预防性服务拓展。”马军说，“而学校是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是青少年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近年来，教育部门和学校已经意识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2012年12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进一步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科学指导和规范，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深入发展和全面普及；2019年12月，国家卫健委、中宣部、教育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心理服务平台或依托校医等人员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此次印发的《方案》也进一步明确，到2022年，要实现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知晓率达到85%，学校要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仍在路上——筛查后如何织密防治网？
在中小学校园里，心理教师是学校心理工作的主体。他们往往一头牵着学校心理教育工作，一头牵着家长和社会支持资源。
“心理教师应该成为学校心理工作的引领者、学生的陪伴者和家长的支持者。”有着5年心理教育工作经验的李晨卉如此描述心理教师的角色定位。
现在，在西安第七十中学这所完全中学里，初中和高二的学生，每两周都会有一次心理教育课，内容涉及自我认知、情商、人际关系等内容。每年，学校还会举办心理健康周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心理漫画、心理征文、心理剧等。
在小学阶段，心理课程没有单独的课时，肖冬梅会利用班会等时间，为每个班上满每学期4节的心理教育课。同时，她所在的学校还办起了父母大学堂，每月定期为家长提供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应对青少年抑郁问题，办好家长学校很重要。”肖冬梅说。
“我们学校对师生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得不错，同学们之间对心理疾病也不会有歧视。”李晨卉说，来咨询的学生能“大大方方”地进门。
怀着“在我十几岁时，我曾期待有一位可以倾诉的心理老师”的遗憾，三年前，李晨卉从社会心理咨询师转岗为学校心理教师。但目前，在中小学做心理教师并不容易。
2020年受疫情影响，心理教师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教师招考中心理教师的名额明显增多。《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明确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其编制从学校总编制中统筹解决”。目前，基本每所中小学都满足了至少配齐一名专兼职心理教师的要求，但是相比于其他学科，各地为中小学心理教师提供的编制数量仍不充裕。
“目前的问题是心理教师编制名额太少，大部分学校都没有专职心理教师，基本都是其他岗位的教师兼任。即便有专职心理教师，也以聘任制为主。”李晨卉说，拿自己为例，与在编教师相比，其年收入要少7万到8万元。
由于当地师资紧张，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位心理教师虽然入编，却主要承担着语文教学工作。现实中，这种身兼数职的情况并不少见。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提出，各地教育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国培计划”和地方各级教师培训计划。但对于专业的心理教师而言，这些主要针对普通教师普及心理教育常识的培训，并不能满足需求。
为了持续学习新的咨询知识和技能，肖冬梅每年都自费参与培训。即便参加的基本都是价格相对低廉的线上课程，她每年的培训开销也在数千元到一万元。李晨卉说，自己没有太多的机会吸收新知识，一直在输出，“在吃以前的老本”。
“在学校里全职做心理咨询和辅导还是比较奢侈的，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比较奢侈的。”肖冬梅说。
在马军看来，目前，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预警的难题有两点，一是心理问题被污名化，这始于青少年和父母缺乏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二是服务的可及性。
马军表示，除了要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和知识的普及，让青少年和家长能够对抑郁情绪、抑郁症有所警觉外，还要加强师资培训。“学校心理教师要接受定期的培训，提高相应的能力。此外，他们还应该有能力、有渠道对早期识别的青少年给予医疗转介等帮助。”
面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在资源拥有上的差异，也让马军感到“挑战巨大”。
马军介绍，根据一则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的横断面对比研究，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了更高的焦虑、抑郁、自卑和孤独感，更需要受到关注和帮助。
“目前，这一领域的服务提供者非常缺乏，缺少儿童精神科医生，仅有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大多在大城市中执业。”马军说，在学校完成抑郁症筛查后，医院承担着诊断和治疗的责任，但是目前转介资源的不充分、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
“学校筛查出了抑郁风险高的孩子，然后呢？”张进对此也充满担忧，在社会、家长和学校都还未充分“就位”的情况下，这种筛查会不会带来校园歧视？是否会让孩子被区别对待甚至被劝退？
如何为青少年抑郁症问题拉起完善的预警系统，更好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健康？答案仍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