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聚焦
“学生体质下降，‘甩锅’给‘体育未进入高考’；学生心理问题，‘甩锅’给‘考试和作业太多’；学生创新能力不足，‘甩锅’给学校教育‘高分低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和教育部门好像成了教育问题的“接锅侠”。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倪闽景，有时候也会感到无奈。
让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叶仁荪感到欣喜的是，在规划纲要草案“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部分，“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被突出“前置”。叶仁荪说：“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着眼系统思维的工作方法，以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的确，办好教育，家庭、学校、社会，没有一方是“旁观者”。
别让“家校共育”变成“互推”
最近，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发现，有一种托管班火了起来。这种专门面向学生家庭作业的夜自修托管班火爆异常，在这里，家长可以解放双手，把本应该在家完成的作业变成培训机构的“盘中餐”。
在很多大城市，家长们不仅给孩子报班，也热衷于给自己报班。面向家长的家庭教育课程和培训人头攒动，异常火爆，焦虑成了家长们脸上最常见的表情。
“现在的家教盛况中出现了‘虚火’和‘泡沫’。”倪闽景描绘了一个被各种利益机构绑架的家教众生相：在伪信息和矛盾信息叠加下，一些“以推动家教为名、行经济利益之实”的培训传播错误观念，炒作焦虑，家长参与时热情澎湃，一进家门就无所适从，食而不化，水土不服。
在倪闽景看来，学校应该成为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要责任主体。但是尽管各地已经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家长学校，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仍待加强。
倪闽景发现，现在不少年轻教师和学科教师，看到家长不是“怕”就是“躲”，背后就是因为缺乏家教能力。他说：“现实中的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基本上是凭经验，凭做教师的经验，凭当家长的经验，是经验型传授，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
为此，他建议，将教师的家教指导力作为教师的专项能力，列入教师入职基本能力的培训培养和评价考核体系，在有条件的大学中开设家庭教育专业，进一步支持开展家庭教育学科研究和建设。
值得欣喜的是，近两年关于家庭教育的讨论逐渐走向了政策和法律层面。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但家庭的“私事”走入公共领域和法律领域，执法问题就成为家庭教育法能否突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韩平说：“即便是家长存在违法行为，法律也很难执行。”
对此，倪闽景认为，应该尽快落实家庭教育法的路径设计。他说：“现有的教育经费中没有家庭教育的专项经费预算安排，要本着‘成本合理分担、政府财政补贴’的原则多方筹措经费。财政、人社部门要安排专项经费给予支持，形成政府主导下，以学校为主体、各种社会资源融合的创新模式来服务家庭教育，形成各方联动、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抓好五个管理，撬动育人大变革
今年两会期间，“小学生家庭作业要不要取消”的话题冲上社交媒体热搜。一位政协委员建议，全面取消小学生家庭作业，推迟小学放学时间，让学生做完作业再回家，减轻家长的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也特别关注学生作业管理。他认为，作业管理这类教育难题都是“多因一果”的综合征，光靠学校或家庭一方的努力难以根治，需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实现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发力、协同治理。
记者注意到，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个管理”。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表示，“五个管理”看似切入点小，其实是解决家校矛盾的关键所在，撬动的是整个育人变革，必须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那么，撬动杠杆的支点在哪里？谈及这个问题，多位代表委员都提到同一个词——评价。韩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统筹推动协同育人工作，必须高度重视评价体系的建设，通过制度化、正规化、科学化的评价，引导和促进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合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职教教研室负责人王凤巧表达了她的担忧：此前也有部分学校不给低年级学生布置作业，考试实行“等第制”评价，却遭到部分家长质疑。当然，更大的压力来自教育评价体系，有些地方一边要求控制学生作业总量，一边把学生的分数作为考核学校办学的重要指标，两者权衡之下，学校和教师的选择容易向后者倾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可见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离不开正确的教育评价体系，我们教育系统要主动作为、加强引导，避免教育走向‘内卷’，让教育回归本源，追求‘向善向美’的价值导向。”叶仁荪说。
社会参与：打通教育良性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良好的教育生态离不开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韩平说：“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不是始于学校，终于学校，而是始于家庭，终于社会。”
但是韩平也认为，由于社会教育主体力量分散、主体职责不清、教育影响难以界定、教育成效难以观测等问题，长期以来成为三种教育形成合力的薄弱点。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大部分街道和社区参与提供图书室、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咨询、社区矫正、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但受制于资金、场地、工作人员教育素养和能力的综合影响，只有较少街道社区能少量提供居民需求强烈的教育公共服务，如托育、课后托管、课外教育等。
针对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中“社会”存在弱化的问题，民进中央建议，下移政策执行重心，将部分教育公共服务的对接、生产职能下沉到街道、乡镇、社区，将参与权和治理权交还给基层社区。
良好的教育生态不仅要体制机制健全，还要有健康平和的舆论氛围。
“找一线名师，学解题大招”“想要好成绩，就找好方法”……每次一打开电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就会觉得很焦虑，电视台黄金时段被各种在线培训机构塞得满满当当。刘希娅说，受经济利益驱使，少数媒体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不仅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为补习机构推波助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说：“新闻媒体要注意淡化对各级各类学校中高考的‘状元’‘清北率’‘考研率’以及一些人才‘帽子’的宣传报道，强化对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成效、广大教师教育教学业绩、科研人员的科研创新和贡献以及学校内涵式发展经验与做法的宣传报道。合理引导社会心理预期，增进教育评价改革的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