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国务院参事 焦洪昌
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从事了30多年宪法研究。
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做什么工作、从事哪方面的研究，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说实话，刚开始我对法学说不上有多么热爱，只觉得它事关我的生存。后来，要上讲台，要把自己“立住”，要对学生产生影响，就不断地学习，不知不觉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
想学法，不妨先读读法典经典
经常有青年学生对法律感兴趣，请我推荐阅读书目，我建议他们读法典、读经典。
法典看上去只是一些规范，但规范的背后有价值、理念和精神。早期的规范，都是先从故事来的。我国现行宪法第14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光这一条的背后就有许多讲究：这里的“北京”指的是北京市吗？它指的是政治上的北京、历史上的北京，还是地理上的北京，抑或是行政区划上的北京？北京和南京又是什么关系？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以“京”命名？……民法典1000多条11万字，背后有着大量的故事，每一条都包含了许多经验。
打开规范的天窗，通过故事进入它的价值，迎接法的阳光，这就是法学专业的基本功，也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所在。
至于读经典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法律是人类历经几千年找到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思想家们经过不断的思考，对许多根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国家权力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历史形成的，还是主权者的命令，抑或是由政治经济决定的，等等。不同的学派，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表达不同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些特有的方法，这些方法让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更透彻。
法学的“有用性”更多体现在思想
法学是一门比较实用的学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但我觉得，法学的“有用性”更多地体现在思想上。
法学教育，培养的是一种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正如我们业内所说的“像法律人一样思考”。法学思想的本质里，包含公平、正义、安全、平等、自由等内涵。对这些内涵的讨论，跟政治的智慧尤其是人类治理的智慧相关联。至于怎么把相关的理念和价值转换成规则，就涉及到立法。每一个法治国家都有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还有国家法、党法、习惯法，社会里也有行业规则，要将这一切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体系，立法者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有思想，就必然会创造。我们面对的人类世界、国家社会每天都会不断地发生新鲜事，对法学的思考也就永远不会穷尽。近年来，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科技改变了人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如果过分臣服于科技，它也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我们需要通过法律、伦理对科技进行控制、约束，不能任其泛滥，让人类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给油和刹车制动之间要协调，才能平稳向前。当科技一直在不断给油，法律就必须起到制衡的作用。这里，体现的就是法律的魅力——平衡。
政治生活需要法学人发挥更大作为
有些时候，一些业内的朋友会问我：“你为什么做宪法研究？”
的确，从谋生的角度来看，宪法学是法学里最不容易获得经济效益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只是低层次的需求。当这些需求满足之后，我们开始追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最后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以我自己为例，我教书、培养学生，还通过自己的学识影响社会，获得社会的尊重，甚至国家的一些公共事件都要找我评论。当我的年纪越增长，越会收获一种幸福感。
在我看来，个人和职业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反馈、互相强化的关系。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工作会给予我们一定的正向回报，由此增强我们的信心信念，激发我们更进一步地投入工作，从而获得职业成就感。
从更上位的角度来说，儒家有“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德、立功、立言”，这是中国古人追求的永恒的立世价值。其中的“立言”，名义上是文字的传承，实质是思想的传承，是最能影响人的。身为学者，尤其是宪法学者，很多时候就是在“立言”。
其实，光“立言”还不够。从事宪法学研究多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当年我的导师说的一段话：“宪法研究的是公共事件，不是办一个具体的案子。研究宪法，就要时刻思考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如何才能有所作为。‘有为’才能‘有位’，‘有位’又能有更大的作为。”我的体会也是如此。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要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一定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话语权，为人民发声，从而促进更多社会问题的解决。
（焦洪昌 口述 本报记者 张滢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