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1984
您既被历史冠以“人民教育的旗手”、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线的主将等荣誉而纪念着，也被后人以“妈妈校长”的亲切呼唤怀念着。在您87年忙碌充实又波澜壮阔的日子里，“教育”二字的分量沉甸甸。
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您大半生在战火与动荡中度过，在您看来，“教育是一种武器”。
拿起这件武器，您是当时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唯一的政治教员，也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等“战火中的大学”的主持筹建者。
您说，教育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要通过它来培养革命所需的干部，并宣传、教育，从思想上武装广大群众。
在延河之滨的飞机场上，陕北公学这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用两年不到的时间为抗战培养出了6000多名干部；您率领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在敌占区开展办学活动，在敌人的扫荡与围剿下，6年中先后有80多个队(班)的学生达8000余人毕业。
爬雪山、过草地。在长征中，您又是3万多名红军战士中唯一的大学教授。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当被问道，全国解放后是做政权工作还是做教育工作时，您毫不犹豫地说，还是做教育工作好。
新中国成立后，您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您所到之处，皆有教育美谈流传。您提出，要领导好高校的工作，第一步必须是充分地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于是在东北师范大学，您曾连续几周“泡”在课堂上，“一头扎下去，连续性的”听课，从而提出了不少“切中要害”的意见；1978年，您负责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工作，已是81岁高龄的您如此自述“老夫贡献虽减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再读您关于高等教育建设的意见，仍给后人以启发和思考。
针对当时高校教师愿搞科学研究，不愿做科学工作；愿教专门组课，不愿教基础课；愿进修提高，不愿带实验和担任辅导工作的“三愿三不愿”现象，您提出“科学研究工作应以结合教学为主”，要引导教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要搞科研，用科研带动教学质量提高。
您重视教师的培养，强调“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主”。1958年，在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察觉到学校人心浮动，您严肃地指出，“学校的工作是教学，离开这个中心，就是不务正业，就将贻误于未来。”
您逝世后，人们这样悼念您：“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