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地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和新四军第五师都先后在这里建立过根据地。但由于每次红军转移和撤走后，国民党反动派都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清算，不少老百姓都被国民党杀怕了。因此，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时，老百姓一见就跑，有时甚至是整村整村往山里跑。部队行军打仗时，别说找老百姓做支前工作，就连找个带路的人都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群众工作极难进行。为了树立良好形象，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能在大别山站住脚，刘邓首长亲自给部队“约法三章”：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1947年10月13日，部队到达黄冈总路咀镇时，镇上的老乡早已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都关了门。突然，刘邓首长看到一名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还夹着几张纸，从一家空着的店铺走出来。邓小平立即派人调查。原来违纪者是野战军总部警卫团第三连副连长赵桂良。他到镇上买东西，见店里没人收钱，就顺手拿了花布、粉条、白纸和毛笔。但是赵桂良没有一样东西是拿给自己的，花布是拿给连里最小的战士做棉衣，拿纸和笔是给连里出板报，粉条是拿给首长改善生活的。邓小平听后长叹一声：“可惜啊，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要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他让张立轩通知部队召开公判大会，还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参加公判大会。刘伯承知道，赵桂良是一个战功卓著很有人情味的副连长，懂得关心战士，还常替他们站岗，打起仗来特别勇敢，他痛苦地嘱咐保卫科科长：“你对他讲，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我刘伯承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审判大会上，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的处决命令，他沉痛的语气让会场气氛更加沉重。下山赶来的群众中很多人都哭了，店铺老板和一位老妈妈含着泪到台上求情。面对群众的一再哀求，邓小平说:“事情虽小，但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他看向老搭档刘伯承，只见刘伯承点点头，潸然泪下。
公判场上的枪声响了，邓小平忍住泪水说：“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十万大军的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还要通知地方政府，厚待和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