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准确把握和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和悠久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新时代民族观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族人民共同书写、共同创造、共同培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是通过“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体现的。司马迁在“中国人”概念形成上的贡献及其民族观，表明了司马迁和《史记》对多元一体（费孝通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伟大贡献。
第一次出现“中国人”这个名词，不是《春秋》，也不是《左传》，是在《史记》里的《南越列传》。比如“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等等。当代学者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人”这个名词在《史记》的其他卷里未再出现，但我们从本纪、世家、列传等篇章都可见到各民族在其历史的演进中逐渐地形成与凝聚成“中国人”的过程。
汉帝国承继大一统的短暂秦王朝，开创一个政治、文化、民族、疆域大一统的时代。面对当时的时代代表统一的汉帝国国家统治下的中国人，司马迁具有为“中国人”下一个定义的使命感，构建一个群体的民族认同，即定义“中国人”也就成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一大目的。
司马迁构建中国人的集体概念，是从构建一个关键角色即黄帝开始的。用历史学者吴淑惠的话说，司马迁“很有技巧地将他所知道的与想象的这些夏、商、周人与万国，都牵连在他所发明的共祖——黄帝之下。这个黄帝是所有居住在中国与蛮夷之地的人的祖先。不论是姬姓、非姬姓，还是蛮夷（甚至以后的匈奴）都是他的后代（或者苗裔），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血缘的关系”。由于蛮夷也被安排在了黄帝的子孙下，蛮夷自然被包含在汉时期的“中国人”之中。夏、商、周、秦等等都与“黄帝”有了关系，成为其子孙后裔。
秦在统一中国之前的秦国，更多地是偏于夷狄，但是后来统一了中国，成了正统，秦人的身份也被塑造成了其祖先来自黄帝正统子孙，而且周王室也未曾将赢秦以戎狄对待。司马迁在《史记》里使用“参彼己”的写史策略，借着他叙述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话语来显现“彼”与“己”的两面，通过这一正一反来表达作为史家的看法，其背后则是司马迁自己的史论。秦国的历史追溯就采取了这种参彼己的方法，凭借着历史人物由余、商鞅、范雎、蔡泽和李斯等五人，把有关秦五百年的历史做了叙述与批评。比如借着秦穆公和由余的对话，秦国成了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中国”之一员，代表“中国”与戎国的使者交谈。这也是一个不同族群互动交融的过程。司马迁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将秦史纳入到中国政治史的正统里，同时给《史记》列出秦为本纪一个正名的机会。汉承继秦，具有了正统的合法性。
秦的统一对中国人定义的影响是分水岭。之前是众多新旧民族的代称，之后中国的定义则以王朝为代表，中国之人的内涵与定义也在继续改变和扩大，大汉王朝下的各路英雄的传记下，称呼就不再一样。比如称呼刘邦，在名字下面写人的籍贯就不是“楚人”，而是“沛县人”，不是以国称，而是以县称。这在“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上打下了根基。
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认识，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一思想也是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在《史记》里发挥的“中国人”的民族观，也是时代大局观和使命感的体现。《史记》里“中国人”共同的祖先“黄帝”为“一体”之本（我们也称为“炎黄子孙”），互动共生的各个族群为“多元”之源，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共同体意识，已经渗透到海内外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的一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认识到并深入挖掘蕴藏在历史传统里的这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观的宝藏资源。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著有《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