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教育家的时代，甚至有人断言，陶行知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后一位教育家。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是一个难以产生教育家的时代。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不仅让孩子们远离了童话与传奇，广大教师也丧失了生活的从容与诗意。全体教育人都被困守在应试教育的堡垒里，要从里面冲出来并不容易。
纵观历史，教育家大都是从对体制障碍的突破中产生出来的。一方面，体制的障碍影响了教育家的产生，但是没有对体制障碍的突破，又很难成就教育家。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却又不足为怪。教育家和一般教育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都会选择冲破障碍，因为他们都是追求真理、追寻理想的教育勇者。
那么，什么样的勇者才能成为教育家呢？
首先是资格问题。教育家首先是教书育人的实践家，只能在教书育人的一线产生出来。一个从来也没教过学、育过人的人，即使有关教育方面的成就再多，也不能称其为教育家。那些中外著名教育家，哪一个不是在孩子圈中成就了伟大的一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陶行知在晓庄师范，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杜威在芝加哥实验学校，尼尔在夏山学校……没有跟学生心与心的碰撞,教育家怎么可能凭空产生？
其次是标准问题。无论是作家、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凡是可以称为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作品，并且是超出一般性、具有高质量和鲜明特色的作品。教育家也一样，必须在教育领域拥有独创性的创作成果。而教育家的作品就是自己培养的人。教育家培养人的活动必须是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创造性劳动，所培养的人必须是全面发展、和谐发展、个性发展的人。那种为生存、为工作而进行机械性、重复性劳动的教育人，那些为应试教育“拼命”的人，即使付出再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教育家。
如果以培养的人作为衡量标准，教育家也许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只是没有给这些人贴上教育家的标签而已。我有两位同事，一位叫艾云宜，一位叫祝雷，前者是全国优秀教师、省劳动模范，后者是省优秀教师。他俩都没有著作，连教育类的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几篇，头上的光环也并不那么耀眼。但他们都深爱教育事业，从事了一辈子教育，都具有深厚的教育素养，他们的思想和情怀没有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全都注进了自己一生的教育行为，变成了高质量、高能量的养分，内化成为学生的知识、能力和品质。因此，他们都深受学生的拥戴，也深受同事的敬仰。我想说，他们就是真正的教育家。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教育家：来自教书育人第一线，或者至少有长期在教书育人第一线工作的经历、经验和突出贡献；教书育人的实绩，即培养了大批符合社会需求并有能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高质量人才；不仅指那些属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其范围还应拓宽到那些默默无闻、却培养了大量优质人才的普通教育者。只有走出了误区，我们培养和发现教育家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培养教育家行动就无处着手；如果方向错了，在教育园地里自然成长的教育家就会永远被埋没。
事实上，这样并没有降低教育家的要求，只要配得上教育家这个称号的，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都必定是勇者。勇者是需要底气的，教育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从堡垒里冲出来的勇者，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同样的特质。
教育家一定具有仁者情怀。仁者心胸坦荡，无私便无畏。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的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句话对于教育家来说，不只是一句普通的教育警言，而是生命的全部重量。教育家的爱，超越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是天地之大爱。教育家立世的全部意义都在爱事业、爱学生。拥有一种不求回报的大爱情怀，心灵达到自由之境，自然就不会缺少担当，自然就不会缺少追求真理的勇气，因为爱能给人以宗教般的虔诚和力量。苏霍姆林斯基就是一个为了爱孩子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他对孩子的爱，不是一种教育艺术、教育策略和技巧，而是从心底散发出来的人性芬芳。
教育家一定具有智者品质。智者洞察幽微，无惑便无恐。智者是最能了解人、识别人的人。仁者和智者之间是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爱人者才会知人。教育是人的事业，只有爱人者，才会研究人，只有研究者，才会了解人。教育家怀有天地仁心，穷其一生关爱学生，了解学生，掌握教育发展的规律，知晓生命成长的密码。教育家的信心正是来自于无惑，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也就敢于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教育智慧，形成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式方法。魏书生就是一个觉悟了的智者，他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就是其民主教育思想。他以非凡的定力，孜孜不倦地探索以民主为核心的课堂教学改革，独创了“六步教学法”，在当时的中国教坛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鼎新革旧之风，被人誉为“当代孔子”。
仁者加智者，勇者就脱颖而出。在勇者的世界里，只有理想，没有他想；只有事业，没有副业；只有学生，没有自己；只有坚持，没有放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勇者总是循着自己的理想，在路上跋涉，不达目标，不会让眼泪开花。这就是勇者的精神，勇者就是行者。
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千呼万唤的就是这样的勇者、行者！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