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再次回望西南联大，我感慨万千：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从1931年起，日寇的铁蹄一步步践踏着中国的版图。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座座城市被攻占，一个个村庄遭沦陷，千万家庭流离失所，无数同胞失去生命……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有了全民抗战。
这个“抗战”，挽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国土，还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血脉。所以，中国最著名的高校被迫南迁。近80年前，“南迁”两字浸透了教育家们、大师们、教授们、学生们的血泪——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从华北到西南，从北平到长沙……其艰难程度非今人所能想象。
南渡前夕的一件小事，今天看来颇为震撼人心。已经逃出北平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想到有约50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予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将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突然潜回北京，请梁思成开着一辆小轿车，冒着危险一同进入清华园，在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将盛装镭的铅筒找出，又借着朦胧的夜色，躲过日军的盘查，驱车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开始了一个人的“长征”。他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我们今天实在无法想象赵忠尧是怎样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将这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从“北中国”带到“南中国”的。
“爱国”这两个字，现在经常被我们挂在嘴边，或写在文中，但它的分量，只有在赵忠尧手捧装着50克镭的咸菜坛子时，才显得格外有分量。
不知赵忠尧在千里跋涉的路途中，是否想过抗战胜利后，他本人将对中国的核事业产生巨大的影响？说到中国的核事业，我们往往会想到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王大珩等人，其实这个名单上还应有赵忠尧。而且，赵忠尧本来应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当年35岁的赵忠尧只身抱着咸菜坛子在战火纷飞的土地上颠沛流离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他将迎来抗战的胜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中国核物理事业的辉煌……更没有想到，最后他将作为中国杰出的核物理科学家，一直活到96岁。
这是后话。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当年的流亡途中。
刚刚在长沙驻足，教授们以为千里奔波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喘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然而战局继续恶化，长沙也岌岌可危，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捶胸顿足、揪心裂肺的程度。于是，“长沙临时大学”又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迁往昆明。
惊魂未定的人们又开始了长征。从长沙到昆明，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兵分三路，一路坐汽车走陆路，一路从越南绕行走水路，一路徒步千里走到昆明。闻一多等人正是凭着自己的双脚，翻山越岭，硬是从长沙走到了昆明。
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念，支撑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从长沙坐汽车的梁思成夫妇，翻山越岭，经历了40余天的颠簸动荡，刚刚到达昆明便接到梅贻琦的邀请——充当西南联大校舍的设计师。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领任务后，花费半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校舍跃然纸上。然而，这一方案很快被否定，原因很简单：没钱！梁思成夫妇的设计方案被迫修改。经费难以如数到位，教职员工的薪水都无法按时发出，要建高楼大厦无疑是痴人说梦。于是，梁氏夫妇再改，将原计划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但比照经费，还是不行。只好再改——矮楼又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掉一次泪。
1939年4月，新校舍在一片荒山野地里建起来了，其景观是：所有校舍均为平房，除图书馆和东西两个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盖顶。
那时候，校舍简陋，教授清贫，却很少有考试作弊、学术腐败、职称造假之类的丑闻。相反，一所茅草盖顶的大学，却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为中国的未来培养出一大批堪称栋梁的人才。现在依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各领域大师，追根溯源，都可以从茅草盖顶的西南联大找到其教育谱脉。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