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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遇到不愿意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普琼就会从身边拿起一个食品包装袋作为“道具”，指着上面“生产日期”、“保质期”的字样考家长，把不识字的家长考得一头雾水。听过普琼解释这些词的意思，恍然大悟的家长也痛快地同意把孩子送回学校。
每逢学校放假，普琼都会再三叮嘱家长，保证开学时学生能按时返校；新学年开学前，普琼会拿着乡政府统计的适学儿童名单，挨家挨户上门作动员。
仁多乡的几个村分布零散，距学校较远，每次去村里“劝学”、“保学”，一趟就要花好几天时间。几年来，为了不让乡里一个孩子辍学，普琼几乎没有休过一次完整的假期。
“正是普琼校长这样无私的付出，控辍保学难度最大的仁多乡，才成为全县乡镇小学中适龄儿童入学率最高、巩固率最好的乡镇，入学率达到了100%。”班久告诉记者，仲巴县也于2009年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两基”验收，这是仲巴教育的一个里程碑。
“这几年，学生逃学的事已经很少发生了。牧民们也都知道上学重要，都愿意送孩子来学校读书了。今年学校一年级招了70多个孩子，第一次分成了两个教学班。”普琼高兴地说。
牧区的孩子也要享受优质的教育
当孩子们一个不少地回到了校园，怎么样让孩子“上好学”？这又成了普琼心里时常琢磨的事，“牧区的孩子也要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教师紧缺，普琼主动接过了一个班的藏语文课，备课、上课、听课、测试、批改作业、辅导学生，他一丝不苟。
仁多乡完小从来没有开过英语课，普琼四处奔走，找教育局、寻老师，终于请来了一名英语老师。从此，校园里响起了孩子们大声读“ABC”的声音……
“从实际着手，用管理办学，以质量取胜”，这是普琼的办学思路。
从2003年起，学校在各班开展“班干部轮换制”。“上课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让他当纪律委员；功课总是掉队的学生，就当学习委员。”普琼说，在“轮换制”的激励下，原本不守纪律的孩子，渐渐地开始自觉维持班里的秩序了；原本学习跟不上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一点点有了提高。从2008年至今，仁多乡完小连续3年被评为全县教学管理先进学校，
几排平房，一块黑板，几支粉笔，多年来，这一直是仁多乡完小全部的教学设备。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现代化教育手段带来的便利，2009年，普琼从日喀则自费买回一台电脑，供全校师生使用，他兼任学校的电教员，他的家也成了仁多乡完小的电教室。
2008年8月，仲巴县发生了6.8级的地震，仁多乡完小的孩子们无一受伤，但教室损毁严重。地震后，自治区教育厅投入了300多万元，为学校修建了新教室和宿舍、食堂。
做227个孩子的父母
由于地处牧区，居住分散，全校227个孩子全部需要寄宿，只有寒假才能回家。除了上课，普琼和老师们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给孩子当父母，吃喝拉撒睡，全都要管”。
早饭是糌粑，午饭是荤素搭配的两个菜，晚饭是面食，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有营养，“所有的菜，都要到470公里外的县城去买”。
高原天黑得晚，每天晚饭后，普琼都组织孩子们唱民歌、跳锅庄舞，或者组织学生进行篮球赛，“看见孩子们笑了，我也会和他们一起笑”。
孩子们年纪小，晚上睡觉会蹬被子，上厕所会害怕，普琼和老师们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天半夜起来查看学生宿舍。“看看牛粪烧得旺不旺，帮他们掖一下被角，孩子们都睡踏实了，我们也就能睡踏实了”。
高原气温低，冬天学生们常常被冻得手脚发麻，手握不住笔。普琼就用自己的工资给家里困难的孩子买御寒衣物。“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怎么忍心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孩子们受冻呢？”
2007年4月，二年级学生次旺久美不小心摔伤了腿，普琼立刻抱起他跑向乡卫生所，“小腿骨折了，这里治不了”。普琼又立刻到乡政府借了一辆车子，把小次旺送到县医院，并垫付了2000多元的医药费。直到孩子躺到病床上，普琼才意识到，整整一天他都是紧紧抱着小次旺的。
“对于同事，普琼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对他们热情关心，仁多乡完小一直是全县教师队伍最稳定、最团结的学校。”班久说，作为校长和学校的资深教师，普琼家的房子是全校最简陋的房子，一家四口挤在一间16平方米的破旧小屋里。直到2009年，学校校舍改造后，普琼才搬进了新宿舍。
超负荷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使年轻的普琼患上严重的胃病和肾病。2009年5月的一天，普琼突然腹部绞痛，豆大的汗珠一下就浸湿了他的衣服，到日喀则的大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肾结石，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当时，县教育局考虑到他工作以来从没因私事请过假，再加上病情严重，高原手术后必须静养，特地给普琼批了两个月的假。但不到一个月，普琼就归校了。问他原因，憨厚的他嘿嘿一笑，只有一句话：“想孩子们了。”
普琼爱孩子，孩子们也爱普琼。没有精美的礼物，没有感人的话语，但普琼清楚地记得，当手术后回到学校时，所有的孩子都“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校长回来啦”，那纯洁的笑容就是给普琼最好的礼物。
从一名普通代课教师到校长，从全县的先进个人到自治区的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再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不变的是普琼对学生无限的爱，以及十几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生命禁区”的讲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