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功成青蒿素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诗经·小雅·鹿鸣》
诺贝尔奖对中国公众的精神折磨简直没完没了。以前拿不到奖，人们从头到尾心心念念，总是焦虑我们各种不行；后来莫言得奖，反思声音未绝，因为他拿的是文学奖，不是自然科学类奖；2015年，屠呦呦终于破了我们在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零的纪录，然而她的“三无”身份，依然在引发反思。有趣的是，在舆论持续的发酵中，屠呦呦并没有过多发言，一如既往的低调。
“屠呦呦”这个名字，直到她2011年拿到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后，才大规模为公众知晓。那时她已80岁高龄。此前，即便在专业学术圈子里，她也长期徘徊在学术共同体之外。她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在国外顶级杂志上发表过科研论文，长期没有获得过任何大奖。她所做的，不过是秉持脚踏实地的科研态度，用很普通的分离技术，千百次的尝试，一点点摸索出了青蒿素。
如果仅有这样的背景，屠呦呦的传奇色彩还没那么浓，但似乎老天也一定要让屠呦呦成为一个大大的传奇，让她在中国古代炼金术士葛洪的只言片语中寻到灵感，最终完成伟业。诺贝尔科学奖代表着人类最顶尖的科学成就，中国人首次拿诺贝尔科学奖，便源自中国古老文化的“助攻”，实在值得玩味。
青蒿素是“赛先生”和中国传统医学结合的一抹惊艳。屠呦呦得奖的最大意义，应在于此。东方文明没有产生牛顿，没有产生一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没有做到经验的事物科学化，是近代以来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绵延至今的中国文明留下的巨大宝库，究竟还有多少宝藏等待用现代科学进行挖掘？在中国学术界整体还在按照西方的学术路径前进的时候，是不是该有更多的人回头看看，那正默默等待的千年沧桑？
杨璐菡·基因剪刀手
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
——爱因斯坦
对29岁的四川女孩杨璐菡来说，2015年，或许将是她真正开始改变人类命运的开始。
这不是拍电影，这并不夸大。现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杨璐菡，早在2014年就被福布斯杂志评为30岁以下30个科学医疗领域领军人物之一。2015年，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团队利用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清除了猪基因组中可能有害的病毒基因，扫清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的重大难关，为全世界需要器官移植的上百万病人带来希望，她也因此被称为“基因剪刀手”。
据统计，如今世界上有200万人缺失器官供体，实际人数或许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特别是在亚洲没有器官捐献传统，器官供体缺失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社会和伦理问题。杨璐菡研究的科学和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杨璐菡的教育历程同样值得关注。在她就读的成都七中2004级9班中，有一批优秀学生，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两位，年纪轻轻，却已成为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一位是杨璐菡，另一位则是同为29岁的华大科技首席科学家、首席执行官李英睿。两人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的班主任、生物老师谢华说，接受过国内基础教育、达到世界水平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多地出现，也说明国内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已见成效，国内中学教育领域的一些成果，已经在杨璐菡和李英睿这一代学生的成长中体现出来了。
长久以来，在和欧美的比较中，中国的基础教育界一直弥漫着一股自卑心理。这种现象在近年来发生改变，辩证看待东西方教育制度优劣的声音正在加强，而随着越来越多像杨璐菡这样大部分教育经历在国内完成的优秀科学家的出现，我们对中国教育的思考应该更加多元。
能有机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个人并不多见，29岁的女孩，就站在这个历史门槛前面。我们还不能妄言未来，但至少，如今杨璐菡已经可以让我们无限畅想未来。杨璐菡说：“科学家最本质的职责就是探索真理，推动社会科学进步。”她能造出那条“铜蛇”吗？让我们等待。
刘芳·月光奏鸣曲
残暴的时间和腐朽商议，
要把你青春的白日变成暗淡黑夜。
为了爱你，我将和时间对抗，
它从你身上夺走的，我会重新嫁接。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如何让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向世人展现出她对生命淋漓尽致的热爱？
说来残忍，有时候，她需要的是失去。要想得到生命的色彩，先要失去生命的色彩。
人生往往充斥这样的悖论。区别在于，强者把悖论活成生命的结论，弱者则在悖论中奔突，沉沦。
刘芳属于前者。2015年，很多中国人认识了刘芳。这个被誉为中国的海伦·凯勒的女教师，早早迎来命运的审判，在10年里，一步步迎来注定的失明，又在黑暗中抓住光明，活出生命的色彩。
眼前的黑暗和生命的多彩，已经相互缠绕，难解难分。
在被媒体争相报道后，她又写了一篇《我是谁》，讲述没有被媒体报道的事情。
原来，她没有一开始呈现给大家面前的那样坚强完美，她“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角”。
但是，她可以享受孤独，“黑暗里的人不得不接受孤独，而我在黑暗中从不惧怕独自静默。灯光宠坏了黑夜，黑夜变得烦躁不安，黑夜里的人们也烦躁不安，我却能在彻底的黑暗中静下心来”。
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寂寞的人，渴望和别人说话；孤独的人，内心已经充盈到不需要跟人打太多的交道，因为你可以跟天地精神往来。
刘芳的人格魅力，大抵来源于此。学生们那么认可她，根源也在于此。
有时候，好的教育，真的不需要说太多。
在贝多芬的著名作品《月光奏鸣曲》中，人们听到如水的柔情，也听到无限的愁思。当乐章沸腾的热情达到顶点时，一切突然沉寂下来，但汹涌澎湃的心情并没有就此平静，依然冲击着胸腔。
在刘芳的心里，一定有着属于她自己的一曲《月光奏鸣曲》。
陈晓冬 吴辉· 父亲的家书
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
——泰戈尔《飞鸟集》
2015年，两位父亲各自以一封家书的方式，在网上不大不小地火了一把。
一位父亲叫吴辉，是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的副教授。他的女儿吴阳2014年考入西南林业大学。女儿高考后，吴辉把一封家书交给女儿，后来女儿把它贴到网上，引发网友竞相传阅。
家书里，吴辉用平实的笔触，把自己关于道德、专业、知识、恋爱、竞争等大学生活诸方面的思考，充满人文情怀地向女儿娓娓道来。
另一位父亲叫陈晓冬，是宁波的一名企业董事。陈晓冬的儿子一心向往去北大学化学。在无数的反对声中，儿子最终决定通过化学竞赛，考入北大。陈晓冬的家书记述了这一过程和内心的感悟。网友们看到了一个懂事、独立、对人生方向有着清晰把握的孩子形象，更看到了对孩子的选择理解、包容、尊重和支持的深沉父爱。
两封家书引起了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广泛反响。我们要为两位父亲鼓掌。他们首先把子女当作和自己人格平等的对象，其次他们有足够的学识和涵养，使得他们可以和子女取得良好沟通。
这并非易事。因为面对这两封家书，很多家长的声音都出奇一致：要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是否得当；说出了我心底所有想说又说不好的话……当下的中国，人们追求各自的社会角色，并在很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然而回到家中，却做不好最本分的角色：父母。当这一断裂体现在农村，我们更感忧虑：很多父母尚未在剧烈变革的社会中寻求到安身立命的角色，就又把这种茫然和孤独匆匆扔给懵懂的子女独自面对。
关于社会财富，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为此创造了一系列宏观干预工具，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但关于隐性、私密的父母与子女的亲情，社会依然办法无多。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的贫瘠往往毁灭家庭，当这样的家庭广泛而真实地存在，撕裂的将是整个社会的躯体。对此，我们无法无动于衷。新的一年，我们期待面向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帮扶体系更加完善，期待城乡社区干预力量能蓬勃生长，期待各种家长学校能有效运作，向那些仍处茫然之中的父母、子女伸出援手。
孟瑞鹏·超越罗生门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北岛《一切》
2015年2月26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就读的大三学生孟瑞鹏因救两名落水女童，不幸遇难。原本清晰的事实，却差点演变成一场罗生门叙事：两名被救儿童在接受采访时说，三人是一同掉下水的，被救儿童的母亲也否认了孟瑞鹏的救人行为，称孟瑞鹏是意外落水。一天过后，落水女童的母亲承认，自己因为害怕担责任和赔偿，一时糊涂，选择说谎，但后来实在无法忍受良心煎熬，最终承认事情真相。对遇难的孟瑞鹏，对悲痛的孟家父母，这可算一点点安慰。
如今再次翻开这条2015年年初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对这样的剧情，很多人都对得救者进行了批评，不过，这些批评，都集中在道德层面。
还记得张华吗？那个同样因为救人而遇难的大学生。时光倒回30多年，1982年7月11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救跌入粪池的老农，不幸牺牲。
当时，社会上也有激烈的讨论。但讨论的焦点是什么？是张华救一个老农值不值。那时候，得到很多人认同的观点是：大学生的社会价值比老农社会价值高，一命换一命对于社会来说是亏本投资，所以张华救老农不值得，是“金子”换“石头”。
这样的讨论放在今天，想必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可笑。人的生命是平等的，这已经是社会常识。人们不会再说出一个老农民就该死、大学生就不该死的话，甚至人们已经树立这样的观念：在遇到危险时，年轻力壮的男性应该让妇孺老弱先撤离危险地带。人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文明准则，再去讨论这些问题会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不再讨论大学生救人值不值，我们只关注人性在考验面前能否守住底线。中国社会的进步，就这样悄然发生。
我们要感谢张华、孟瑞鹏们。他们的纵身一跃，检验出了变革年代中的不变，也验证了变革年代的剧变。
孟祥见·为科学殉职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2015年12月18日，北京正值深冬，万木萧瑟。就在这一天，从清华大学何添楼里传来的一声巨响，震破了校园的冬天，也震碎了孟祥见一家的人生。
当天上午，清华大学何添楼实验室发生火灾、爆炸，32岁的博士后实验人员孟祥见不幸遇难。12月20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向孟祥见家属通报了事故现场勘查结果及初步结论：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其实验所用氢气瓶意外爆炸、起火，导致孟祥见腿伤身亡。
于家人来说，孟祥见的死是一场意外，家族的悲剧。孟祥见老家在安徽农村。由于家境贫寒，孟家曾经连续三年没有好好过春节，有一年只是买了2.8元的猪肉。父母给子女的生活费，也需要错开时间来给：上半个月先给一个孩子400元，下半个月再给一个孩子400元，不然凑不齐。
孟祥见将一切都看在眼里，他曾跟母亲说：“一旦我毕业了，就不要你摆地摊了。”
孟祥见对化学的热情，由来已久。高一时第一次化学实验课，做氢气的相关反应实验，孟祥见听得很认真。当时条件艰苦，可供参考的资料极少，孟祥见经常在课后找老师把资料借来再次研究。
他先是在安徽念完本科，后来考到上海读研究生，接着又去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博士。在清华做博士后的日子里，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朋友们要是打电话给孟祥见，他多半都是在实验室里。本来，博士后出站后，他应该去南京一所高校当副教授的。
在清华大学学生们献给孟祥见的鲜花中，有一张纸片，写着“祥见走好，科学永远记得你”。在公众长久的意识里，“为科学献身”更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口号，然而这一场事故，让人们明白，它也很有可能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但是人们不会停下追寻的脚步。科研的魅力，源于人类从起源之时就萌生的对万物的向往。最骄傲的战士，永远倒在冲锋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