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的读书目的很明确，或者说很功利，一为编书，二为讲课。这种专题性的阅读方式，决定了涉猎面相对狭窄。尽管如此，回首所读之书，仍能在纸页间清晰地辨认出一个字——“人”。
苏霍姆林斯基：每一个学生都是大写的人
为准备一个读书讲座，我用了两个月的课余时间，专心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这是我第三次捧起此书。这一次，除了通览全书外，我还反复批阅了部分篇目，有时竟忘情地朗读起来。
十多年前，《给教师的建议》偶然间成了我的教育启蒙书。今天，我已是一位有24年教龄的老教师，依然被这本书所打动。谢世40年的苏霍姆林斯基，仿佛不曾远逝，成为了我们的同代人；书中的许多话语，仿佛是针对当下的教育境况有感而发。
面对老师们关于“在教育工作中什么最重要？”的追问，苏霍姆林斯基说，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32年，但回答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在教育工作中，没有哪一样是次要的，“不过，教育工作毕竟还是有个核心的，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
书中，调皮捣乱的八年级学生米哈伊尔终于在毕业前三个月自动离开了学校。老师们都松了一口气，尤其是米哈伊尔的语文老师妮娜，因为米哈伊尔的作文最差，师生关系也最僵。几年后，成了一名优秀维修工的米哈伊尔，偶然间走进了语文老师的家。米哈伊尔的改变，深深地触动了妮娜老师。事后，妮娜对同事们说，“当他在修理电视机的时候，我惊奇地看着他，心里想：这完全不是当时在我的课堂上的那个人啊。我们作为教师，怎么会没有发觉，在我们认为无可救药的懒汉和毫无希望的‘两分生’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和双手里，还蕴藏着天才呢……不，这不仅是蕴藏着一个巧匠的天才，而且是蕴藏着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大写的‘人’。”
妮娜老师的反思，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苏霍姆林斯基在《怎样培养真正的人》中作出了回答，“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育任务的话，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然而，环顾身边的老师和家长，有多少人把学生（孩子）当成大写的“人”，当成独一无二的个体，当成未来的父亲和母亲、丈夫和妻子来看待？
爱默生在《美国学者》这篇演讲中描述了一种恐怖的社会状态：每个人都好比是从躯体上锯下的一段，形同怪物——一截手指、一个头颅、一副肠胃、一只臂肘，但从来不是完整的人。学校，一旦背弃了培养“人”的目标，其生产出的“产品”，不就是这样一些怪物吗？
重读《给教师的建议》，是2015年里一件丰收的乐事。我重逢了一位慈爱、宽厚、睿智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重温了“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人”这一条朴素的教育箴言。
民国课堂：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意
在我酝酿本文的这些天里，发生了两件让人痛心的事。一是复旦投毒案的凶手林某被执行死刑，二是邵东高三学生弑师案。两起悲剧都出现在校园里，悲剧的主角都是成绩比较优秀的年轻人，于是我不能不联想到当下的教育。今天的课堂，往往只见知识不见情感，只见分数不见人——老师的脸、学生的脸，一样的模糊不清，一样的紧绷僵硬。这些原本丰富动人的脸，被一串串分数抽打得面目全非。
我想到上半年刚编完的一本关于民国课堂的书。这项工作早在去年已完成了大半部分，今年只是增补了一些文章。但为了找到切题的文章，短短几个月里，我浏览过的民国名家的回忆录、日记就不下几十部。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我常为书中呈现出的民国课堂的某些细节而惊喜和感叹。这些细节以及背后蕴藏的人文精神，恰是今天的课堂所普遍匮乏的。
丰子恺在自传中多次忆及杭一师的音乐老师李叔同先生。上音乐课时，有的同学看不相干的书，有的同学吐痰在地板上。李叔同先生没有立刻责备他们，而是等到下课后，才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再出去。”待到别的同学都走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完李叔同先生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这些同学无不惭愧自责，很快改正了错误。
老艺术家秦怡在《我的老师》一文，追忆她在上海中华职业中学读书时，一次语文课上偷看《莫斯科印象记》的故事。教语文的彭老师发现了她在看课外书，拿过书细细地翻阅，既没有没收书，也没罚站，却要求秦怡“把这本书看完后，写一篇感想交给我”。之后秦怡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把所有的感想都写了出来，让老师点评，老师还推荐秦怡读各种观点不同的课外书。几十年后，念及恩师，秦怡深情地写道，“是他启发我，在那样一个社会中，在人生的道路上，像是在走钢丝一样，不小心是要跌到深渊中去的；是他让我从许多知识中，懂得人应该是有思想、有血肉、有抱负、有理想的，不应该辜负‘人’的称号。”
台湾学者齐邦媛在长篇回忆录《巨流河》中谈到抗战期间，朱光潜先生在重庆教他们英文诗。一天，教到华兹华斯的诗《玛格丽特的悲苦》，朱先生高声朗读，当读到“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时，联系到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竟然语带哽咽；当念到最后两行“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朱先生再也控制不住，眼泪流下双颊，接着他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
如此鲜活的课堂实例还有很多。翻阅这些民国史料，我脑海里不时跳出一个问号：什么才是良好的教育、美好的课堂？道理我讲不出，但我敢肯定地说，民国时代这些课堂就是这样的课堂，有老师的真性情。这样的课堂，传递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为人的风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意。
古希腊哲学家普洛泰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我想，人更是教育的尺度。可惜，这种“人”的课堂太少了。我们的课堂，“人”都去了哪里？
名家散文：保持对人性美的信念
暑假伊始，我着手编一本名家散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朱永通先生所给的这个选题算是戳到我的心坎里了。大学期间，我就迷恋上现代散文，年少轻狂的我还试图写一部中国散文史呢。大学毕业，当了中学教师后，我对散文之情仍旧难以忘怀，见到好的散文集子一定要买回家。这次编书，一本本挑出来，掸去灰尘，发黄的书页在日光下，幽香阵阵，弄得自己一时晕眩，恍若隔世。
印象中，冯至先生是现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没想到，打开《冯至文集》，我发现了先生的另一面。文集中为数不多的散文，篇篇像晨星似的在黯淡书页间发亮。其中一篇写了两个无名的小人物。一是乾隆年间的吴道士，仅靠手中的一凿一锤，无顾寒暑风雨，十几年如一日，在峭壁边敲出一条道路来，让后来者从此安全地登上龙门石窟。二是写了一个出海的人，船触礁后被人救起。从此，他放弃了身外的一切，到处化缘。历经无数磨难，他终于筹足了钱，在他当年遇险的荒岛上，造起了一座灯塔。每天他登上塔顶，为来往船只燃起灯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文章最后，冯至先生写道，“人间实在有些无名的人，躲开一切的热闹，独自作出来一些足以与自然抗衡的事业。”这篇题为《人的高歌》的散文，展现了人类的坚韧品性与博大情怀。
《萧红自述》中，作家回忆，小时候每当挨了悭吝寡情的父亲的毒打，她就来到祖父房里，面朝窗子而立，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白雪茫茫，屋内暖炉上的水壶盖振动着，像伴奏的乐器。祖父走过来，粗糙的两手放在她的肩上，又放在她的头上，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20岁的萧红终于逃离了家庭，她“长大”了，生活却没有“好”起来，然而“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于是她对未来，“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张中行的《汪大娘》，多年前读过，至今已毫无印象。这次重读，不经意间被震撼住了。多好的文字！看来，有些书，阅读者不具备一定的阅历，充其量是隔靴搔痒。汪大娘本是个不识字的佣人和粗人，她正直、质朴、宽厚，即便在荒谬的“文革”年代，也不肯说谎，陷害他人。汪大娘的行为，常使张中行质疑一个问题，“常说的所谓读书明理，它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大呢？”是的，想到“文革”时那些所谓“读书明理”的人，为一己私利，彼此倾轧的景象，对人性的幽暗复杂，我们会有进一层的认识。
然而，在萧红和张中行的文字里，我分明又看见那一束人性之光，穿过黑夜和乌云，照亮天空，也温暖了自己。
整个暑假期间，我浏览了近20位重要作家的散文。对于我而言，这种阅读已远远超出了编书的目的和文学上的意义。
文学是人学，教育学也是人学。不了解人性、不以人性为起点的教育，是没有温度的，甚至可能与教育的本质背道而驰。而现实中的教育环境，却常使人沮丧心灰，并且，教书越久，心底的灰色越深。倘若没有始终保持对人性美的信念，我不清楚，自己的职业之路是否会愈走愈狭窄，以至最终迷失沉沦。
感谢这个假期我读过的这些散文，它们让我感受到人性的光亮与力量，也让我忙碌疲惫的心慢下来、静下来。
尾声
前几天，一个难得的周末上午，大片的阳光打在书房地板上，慷慨而暖和。坐在沙发旁，泡着茶，一边拆开半年前购买的新版《大地上的事情》。这本散文集初版于20年前，是诗人苇岸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我迟迟没有翻开它，是因为总觅不到一整段静谧的时光和静谧的心情。
读着，读着，我突然凝固住了，双眼噙满泪水。
“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最典雅、最动人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土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麦田是五月最宝贵的财富，大地蓄积的精华。风吹麦田，麦田摇荡，麦浪把幸福送到外面的村庄。”
这是几句普通的话而已，却瞬间唤醒了我的记忆——那被我疏离太久的乡村，在稻田里劳作的少年时代，从脚底下升起的稻香……
那一刻，我为在书中遇见久违的自己而庆幸：多年来，在种种压力之下，我还未像“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爱默生语）似的变成一截粉笔，我居然还能感动，还能流泪……
（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