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杨志军的儿童文学新作《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重磅推出后，受到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深入探讨此书的文化意蕴与出版价值，2018年12月21日上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在北京隆重举办了一场《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出版座谈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刘凯军、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中国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李建军、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文艺报》评论部主任刘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李朝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徐妍、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张薇以及本书作者杨志军等业界十余位评论家和作家特邀出席。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主持会议，与会嘉宾各抒己见、热情洋溢，时时碰撞出思想和智慧的火花。大家以“儿童文学的藏地书写与追求”为主题，围绕作品的“藏地书写”“生态哲思”“儿童视角”“诗性叙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格局突破：
藏地书写的开拓与深化
刘凯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是当下极为难得的书写藏地少年和藏地生活的儿童文学力作。杨志军老师从儿童的视角，聚焦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农牧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全景式展现了现代性文化冲击下藏地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为藏地的儿童文学书写带来了新的格局和气象，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边界和主题格局也是一种突破与超越。
高洪波：《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让我看到了作者对自己所生活过的土地特别真诚、感人、饱满的情感。杨志军是汉人，汉人和藏人写藏区不一样。但是他对这个民族特别了解，特别有感情，情绪非常饱满。在阅读中，字里行间会把你带入那种特殊的藏地高原的情境里，我觉得这是一位作家难得的才华。这本书，确实是近年来比较罕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朱自强：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特色，表现藏地牧民的生活和转型中的艰难。小说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深邃，非常鲜活地写出了藏族牧民对草原深挚的情感，对信念和价值观的守护，以及当传统的生活向现代城市生活转型时价值观上的冲突，可以说是发人深思的作品。另外我觉得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的张力上，和我通常阅读的大多数儿童小说相比，具有一种明显的异质感。一是因为作者是成人小说作家，二是因为作品表现的是藏地牧民这个特殊的地域和文化，增添了儿童小说创作的丰富性。
刘颋：现代文学书写很容易站在“大汉族”的立场去看少数民族的生活，然后就把他们视为边地，而我们变为中心。但是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不到一般情况下，在把汉族作为强势文化立场的叙事之下，那种对于边地的描写。这一次，杨志军恰恰站在“边地”，用他的生长、他的可能性、他的内生力，来完成对这部作品的书写。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边地”书写，而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干净的、立足于藏民族的立场上来完成的叙事。
董宏猷：这部小说展现了当代藏地风情独特的画卷。这群孩子首先是在独特的民族文化中成长的；其次是在劳动中成长的，所以我们在作品看到很多劳动，如驮盐、剪羊毛等。我们面对这个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应该让我们现在的孩子多看看和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的文化形态。杨志军写出了藏地少年的成长史与心灵史，这是中国儿童长篇小说格局与边界的丰富与突破。
张薇：《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所描写的故事对今天的很多读者尤其孩子是陌生的，里面的人物、语言、场景、生活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城市里的孩子，甚至也不是一个乡村孩子所熟识且司空见惯的，但杨志军的讲述既充满童稚，又有丰沛的情感，一种异域生活所带来的新鲜感与趣味性，是能激发起孩子的想象、共鸣以及沉思的。杨志军是写给孩子的，但他没有低估孩子们的理解力、同情心和思考的潜质，他相信基于孩子的善良生长出的良知的萌芽，会帮助他们了解，在自身生活之外的世界上，还有别样的更广大的生活存在。他让读者看见在我们看不见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生存危机，而这些事物是否会与我们发生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一种多元的写作方向。
徐妍：这部长篇小说是对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特殊儿童群落——藏区少年的成长方式和成长心理的写作。但与一般性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这部长篇小说已经超出了一般儿童文学作品的界限，读者不妨将之当作一位富有情怀的当代作家的生命原点之书和写作原点之书来阅读。可以说，这部长篇固然是一位当代作家为今日的儿童所讲述的藏族儿童的童年故事，但同时也是在藏区生活了40年、一位有情怀、以爱为准宗教的当代作家在他的生命之树和写作之树上自然而然地结下的生命之果和写作之果。一向与中国当代主流文学写作有所疏离的杨志军在致力于童年叙事时颇有些与众不同。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相遇了一个被国家、出版人、读者、研究者等各方力量空前重视的新世纪，乡土儿童文学创作、都市儿童文学创作和幻想儿童文学创作几乎构成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三足鼎立的主流写作态势之时，杨志军的新作《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却是个难入主流的特殊存在。
生态哲思：
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调适
李建军：作品涉及一个复杂的主题，就是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牧区自然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作者的叙事依然是无可挑剔的。因为作品里面有眷念、有些许的感伤，甚至有点悲剧的意味，但是没有敌意。我们现在，尤其是西部的一些作家，或者说是有乡村背景的作家，我发现他们有一种“都市敌意症”或“乡村原教旨主义”。但是杨志军没有这种简单的、充满敌意的、狭隘的价值立场，而是一种理性的接受。作品里也写到人与动物的关系，如藏獒、藏羚羊、牦牛等，都是人性化的，体现出自然的、人性化的丰富情感。所以我觉得作者在写文明的大趋势背景下，一方面有对大自然传统生活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有迎接新生活的包容与信心。这种生活态度对孩子而言很重要。
李朝全：我对这本书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它写出了巴颜喀拉山草原的那份宁静和安详。首先，人与自然是和谐、协调的，对生态是充满敬畏之心的；其次，人和动物是和谐安详的；再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解、安宁就显得更加明显了。我觉得作者写出了人心的善良，也写出了宁静安详的草原生态，不仅仅是自然，而且是社会和人心的。我觉得杨志军写出了他心目中乡愁一样美好的那种生活，但是同时作家也清醒地看到草原退化、生态恶化带来的后果，以及严峻、不好的结局，这也都是现代化所带来的。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看，他当然看不到我们国家的战略，但是他看得到真实的、鲜活的、梦中的草原回来。我觉得这部作品很深刻地写出了一种传统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或者说涅槃。
张薇：杨志军的创作大致有三个阶段：人与自然、精神持守、信仰在身，这也是三个主题渐变的过程，每一分期都有不同的作品呈现，表明他思考到达的视域，越往后他的写作越浑然无界，这些主题在他的作品中成为文学思想的整体表达。《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亦是如此，尤其这部作品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关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怎样对我们自己的未来负责……诸多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不光是成人需要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也是应该从孩子做起，让他们意识到世界的未来是与自己有关的，只有每一个人从小从点滴开始，我们才会有真正美好健康的家园。
徐妍：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架构是以喜饶一家在中国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多变命运为主轴，内含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等多个复线，主轴和复线又玄关的伏线，一并表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给藏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过程。因为藏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的最后的自然，作家在目睹这个最后的自然正在消失之时，不禁与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无法抑制内心的哀痛。但是，面对现代性进程不可逆转的发展，他们并未走向自然与现代文化的必然性对立，而是以富有宗教精神的大爱之心接纳这个新变，并重建自己的家园。这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希望所在。
杨志军：我们的文化，简单地说就是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但是，可以说在地球上，游牧文化已经是消失了，至少在中国消失了。只有青藏高原，几十年前还存有游牧文化，但是定居化后就几乎消失了，文化也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把它写进书中，作为一种记录吧。这种文明的消失是一种悲伤的行为，虽然我们有改善，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是不可抗拒的。正因为不可抗拒，我们的改善才显得有价值。事实上，文明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处，牧人的饮食结构很单一，牛羊肉、奶制品、青稞、糌粑，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其他的补充，这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寿命。解放前统计，牧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目前65岁。文明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延长了他们的生命，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明是必然到来的。当然，伴随着这种到来，也必然有一些是要失去的，而作为作家，应当要为这种失去伤感，也要记录。
诗性叙事：
高格调的语言艺术
高洪波：作品在语言表达方面非常有味道，杨志军加入了大量歌词，让诗意在整个作品中得以饱满体现。作者用歌词调节人物，撑起了作品的情感变化，这种特殊技巧也是其他一般的儿童小说里面比较少见的。我比较折服于杨志军的语言表达，因为很多好作家的才华表现在语言表达上，而不是纯粹依托情感。
朱自强：本书的语言是一大亮点，比如说人物对话的语言，孩子们之间的对话，和通常的汉语的表现有所不同。虽然文中是用汉语来表现，但这种表现方式是藏族文化，是藏民的。还有叙述语言，我也觉得非常的有特色。另外我觉得就是歌词，一方面我觉得它能表现能歌的藏族牧民他们本来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歌词又承担着一部分叙事的功能，有非常好的文学表现。作为小说来说，语言要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话，整个的艺术就可能会大打折扣。尤其是写藏民生活的，我觉得本书很好地表现出了藏民的语言表现的方式和特色。
董宏猷：本书的语言充满了诗性美。作品的叙事、抒情和描写，以及大量对藏民诗歌、民歌的穿插，叙述的过渡和衔接，我觉得让整篇文章充满诗性美。从作者的描写中，我感受到这个草原本身是具有诗性的，甚至我觉得杨志军和这个草原有个约会，被杨志军找到了，同时草原也找到了杨志军。所以我感觉这个诗性美是天然存在的，本身就存在的，是天地之间本身就在那儿的。
张薇：从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一个民族会把如此原始粗陋的生活活出真正的诗意，他们歌唱、舞蹈，与天地共鸣，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诗意，他们已在远方写出了民族坚韧、达观、悲伤而又动人的诗歌。他们与自然有深远而漫长的关系，自然慷慨地给予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质，因而藏人虔诚地把自然奉为信仰，这其实是最大的文明。
徐妍：《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采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但又不同于一般性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进而探索了一种诗性的寓言化的美学原则。正因如此，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体故事内容是讲述仁青冈这一藏区的牧民的现实困境，再讲述牧民迁移至各姿各雅城的种种不适和种种努力，却将自然、动植物和女性塑造为一种神灵的存在，进而使得这部长篇小说成为一个寓言世界。
精神追求：
博大的爱与崇高的信仰感
李建军：这部作品给人以神圣感。信仰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匮乏的东西，用我们简单化的哲学理念，排除了一种彼岸的、神圣的、让人充满了敬畏的东西。我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人定胜天，一切都是可知的，而这个世界其实更多的知识、更大的一部分可能是我们无法知道的，它是属于彼岸世界的。这就是信仰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无能、无知，所以我们需要进步。在这部作品里面，奶奶是仁慈的化身，是对神圣的事物充满爱与敬畏的化身。她的转山是向上，是面对的彼岸世界；撒盐是为了把爱洒向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人免于伤害和不幸。所以她祈求神灵保佑草原，保护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当下作家们的叙事中很少见的。我经常讲，伟大的作家要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们当下的写作能提供很多有益启示。
董宏猷：崇高的美首先反映在奶奶身上，奶奶的这样一种崇高，感觉到她是这部小说获得成功非常重要的亮点。奶奶带着人类的良心和良知，这样一种崇高美还反映在奶奶对待动物、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我没有把它简单地化为自然美，我认为这是一种崇高美，这种崇高美很久没有在儿童文学中展示和提到了。比如说她和那些动物，不管是野牦牛、野驴、雪豹等相处的情节，都写出了她和它们这些和谐的关系，这些细节非常感动。包括“珍宝”这个大悬念，让作品有了崇高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孩子，需要有快乐，但是更需要的还是有情怀、有敬畏、有崇高。
陈晖：这个作品呈现的是对自然观、生命观、生态观的思考与表达。我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了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看到了敬畏、悲悯、超越世俗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的那样一种宁静与祥和。如果说这是宗教，不如说也是我们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文化融汇以后的生活之魂，它看上去很原始，但实际上很现代，它是一种生活哲学和生活态度。对我来讲，这个有疗愈的作用，虽然它有可能只是游牧、草原，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我们内心经历的那些坎坷、挣扎、纠结和迷茫，其实都在这里面，包括我们在都市里，包括我们在大学校园或者在研究中。所以我认为疗愈来自于自然，也来自于先人的和各民族的智慧。所以我是这么理解它的宗教的，我觉得宗教有时候是我们内心的某种感悟或者各自的体会与理解。
刘颋：作品体现出一种精神的救赎，它对自然的救赎，必然是立足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上，反思过后就是对人的精神的救赎。这个救赎是非常文学化的表现，没有说教的意味，而是一波三折、“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那种。他是在进退之间，在牧民和草原之间一点点的拉锯，在一点点的“生离”当中完成的。这种救赎其实是一种“割舍”，首先是一种“断”，现在有种说法叫“断舍离”，它首先必须是“断”，断过、痛过以后才能够完成自己对自己的反思和重新认识。
张薇：杨志军是真正热爱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少数族群，他不是同情他们，而是深刻地理解，理解藏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与牛羊藏獒的关系，理解生态改变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与损毁，理解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理解信仰之于他们的坚不可摧。也只有这样的理解，他写出了“撒盐奶奶”、央金阿妈、尼玛活佛、爷爷、阿爸、才让乡长、拉姆姐姐、喜饶、拉巴哥哥这些活泼泼健康的生命，也写出了德吉哥哥从草原出走又回归草原的命运逻辑。“撒盐奶奶”终生转山、祈祷、撒盐、救护生命、与野生动物的情感关系，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正是精神、灵魂、信仰的承载者与坚守者，是人心的定力神针。
徐妍：在主题选取上，这部长篇小说选取了如何让藏族儿童在藏域世界中顽强成长这一深具宗教性质的严肃主题，与时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娱乐化风尚很不一样。在时下儿童文学将各种都市时尚化要素作为取悦儿童读者的主打写作方式时，这部长篇小说却仍然将苦难主题作为儿童的成长读本。但这部长篇小说的苦难主题不会吓倒儿童读者，因为全书的苦难主题是与自然万物的命运、人间的大爱联系在一起的。这部长篇小说除了选取苦难主题，还并置了付出和施舍的主题，一路读来温暖感人，纯净无比，就像一个人在行路途中因贪恋路上风景而迷路、突觉饥渴难忍之时，路遇甘泉和浆果那样具有惊喜感。而那山泉那浆果对于那个人而言，不但具有当时的解渴充饥的功用，而且具有日后的如圣水圣餐一样慰藉生命的神圣感。
杨志军：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但凡涉及藏区的东西，我都会尽量将藏区的东西世俗化，尽量减少宗教的行为。我尽量在淡化这个，我想单纯地表达，我们人可以没有宗教，但是不能没有信仰，我想把这种精神进化完全世俗化，我觉得世俗化的表达是大家更易于接受的东西，尤其是面对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