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最近，我在“民国书店”发现了一本曹聚仁85年前签名赠送给梁启超的《国故学大纲》。《国故学大纲》是曹聚仁关于国故学的一本专著，由上海梁溪图书馆1925年初版，1926年8月再版。笔者收藏的《国故学大纲》，就是1926年的再版本。1929年，该著作曾由上海新华书局再版，依据梁溪图书馆的版本重印。
“民国书店”收藏的这本《国故学大纲》，显然是梁溪图书馆出版的初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比较，有着明显的区别。初版的封面是绛红，再版的封面却是紫黑色。初版封面题签内容为：“高级中学、大学教本，国故学大纲，浙东曹聚仁著”，再版的题签内容却只有：“国故学大纲，曹聚仁著”。
曹聚仁在《国故学大纲》内页，用毛笔端正题签：“任公先生教正，聚仁（盖章）”，可见曹聚仁对梁启超先生的恭敬与敬仰。据查，梁启超，号任公，此“任公先生”即梁启超先生无疑。至于曹聚仁签名赠送梁启超先生的这本《国故学大纲》，为何会流落到社会，最后被“民国书店”的老板所购买而收藏，我不得而知。
曹聚仁在《国故学大纲》的《卷首语》里的一段话，阐明了他整理国故的方法与态度：“小子‘恭而敬之’地向读者致意：一、社会是进化的，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而前进的。我们研究国故学，必须抛弃从前主观的功利的态度，臆断的笼统的方法，而趋向于客观的批评的新态度，科学的新方法。最低限度，我们莫在进化的轨道上开倒车！二、‘世道人心’的‘不古’，是必然的。我们莫叹息于社会现状的不安，就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新’的身上去。也莫受了先哲的哄骗，误认古代真有黄金时代，来做复古的把戏！三、‘国故’是文化上的僵尸，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虽然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对象，可是它决不会变成‘万应灵膏’，千万莫用它来普度众生！我希望读者在翻阅这本书时，对于上列几句话先考虑一下！”曹聚仁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国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