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所代表的群体曾被忽略，但他们像历史的河床，表面看不见，却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方向。当今社会，是一个以“成功”衡量一切的社会，甚至连衡量的标准也被简化为笼统的物质符号。当我们对“蚁族”现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分析后，我们也会对“成功”一词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和诠释。】
【冷眼观察】
蜗居不会是永远的状态
■顾雪林
社会关注“蚁族”，这是应当肯定的。但这种关注应当不只是注意其居住和生活困窘这一点，而不及其余。在“蚁族”问题上，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不能就事论事。
对于城市的某一同类聚居人群，在“蚁族”提出之前，人们就有一个“北漂”的提法。和“北漂”相比，“蚁族”似乎更强调了这部分聚居人群的大学学历。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蚁族”聚居区是只有大学生居住的，更何况，“北漂”人群中也不乏大学学历者。他们和“蚁族”一样，也许待业或临时就业了，但仍缺乏一个进入自己理想职场的机会。他们顽强地漂在北京，等待的是一展才华的机会。所以，“蚁族”说到底不过是“北漂”中的一群，或者说，是研究者从“北漂”中区分出来的一群上过大学的聚居者。
今天，大学毕业生在城市中生活困窘，这让很多人非常困惑。说起来，很多“蚁族”也是有单位的人了，但为什么蜗居在所谓的“蚁族”聚居区呢？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当年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曾经住在哪里呢？集体宿舍曾经是许多机关、国营单位、厂矿企业提供给单身职工的一个临时住所，一些中型或大型企业至今还给打工者提供集体宿舍。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中学毕业分配到工厂，就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大通铺，铺上铺着稻草，可以住20多人。我们自带铺盖，在稻草上睡了一年多，当时一起住通铺的还有分配到工厂的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那时工厂集体宿舍的条件，远不如现在“蚁族”们的群租屋。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扩大大学招生，大学毕业生从国家包分配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选择去私企、外企和自己创业的大学毕业生就需要自己解决住房，这造成了最早的城市大学生租房聚居群。
2000年前后，国家住房改革，许多机关单位不再分房和提供集体宿舍，而是按国家相关规定改为发放住房补贴，同时补贴住房公积金。这样，造成了许多分配在机关、国营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大学毕业生，也进入了自己解决住房者的行列，城市大学生租房的人开始增多，大学生租房聚居群开始扩大。
一年又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沉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壮大着“北漂”、“海漂”或“蚁族”的队伍。在人生的奋斗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告别了租房的蜗居生活，买了自己的房子，成为改革开放年代的生力军和创造者。当然，有一些人还在“北漂”，还在等待着那个机会。这种年复一年的积累，造成今天“北漂”和“蚁族”的队伍还在壮大。也许，这种租房状况的存在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租房，将成为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常态。
我们在今天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观察“蚁族”，似乎“蚁族”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蚁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不是谁关心和不关心的问题，也不是谁同情和不同情的问题，甚至“蚁族”的出现和大学扩招与教育体制都没有本质的联系。
实事求是地讲，大学扩招让中国很多家庭受益，这也让中国迈出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关键一步。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伴随着发展而来的，其改革正在深入进行，但教育改革的成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从历史发展看，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问题，发展和改革是永无止境的！
大城市生活有它的成本，想在大城市生活，就要面对大城市生活的高成本。毕竟，大学毕业后留在哪里的选择权，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今天，对想留在大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大学毕业生租房子这是很正常的事。一些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大学生，暂时租的房子差一些，也不必怨天尤人，大学毕业生要有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居住条件的实际行动。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奋起直追。要相信，蜗居不会是永远的状态，而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是生活中的一段经历。
公平地说，我认为“蚁族”们自己并不消极，也没有想要炒作的愿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都在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早出晚归、辛勤工作，他们不是弱者！
我曾特别观察过在小月河居住的“蚁族”们，在小餐馆里，你能听到“蚁族”们的高谈阔论和爽朗笑声；在出租房里，你能看到“蚁族”们在狭小的空间里干净巧妙的布置；在傍晚的地摊上，你能从“蚁族”们的叫卖声中，听见礼貌的问候。不管是“蚁族”还是“北漂”，都是我们身边一群可爱的年轻人和奋斗者，他们是生活中的强者，是值得我们充满期望和礼赞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正在成为或将要成为中国改革事业的脊粱！
看看今天那些年轻的或中年的成功人士，许多人不是也从蜗居中走来的吗！许多人不是也曾当过“北漂”和“蚁族”吗！他们自我生活的改善，靠的不是那些廉价的同情，不是眼泪，而是自我的崛起和奋斗，靠的是一点一滴的、实实在在的努力，靠的是大学毕业生的知识积累、聪明才智和努力奉献。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正在奋起，任何消极、悲观、逃避和怨声载道都是不可取的。只要努力创造、坚持不懈、勤奋工作，“蚁族”和“北漂”们的青春也能光彩夺目！
【内心独白】
关于时代、阶层与心灵的对话
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在飞速的转型期，以一个城市“80后”和一个农村“80后”作为样本，折射一代年轻人的断裂与悲欢，又如何？断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断裂无动于衷。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出路。
主持人：李纯
对话人一：辛胜通，1983年出生于北京，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毕业。现在北京任职于某大型国企。
对话人二：宋永亮，198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2008年黑龙江黑河学院俄语专业本科毕业。现在北京任职于龙文学校。
找工作呀找工作
主持人：你们当初找工作困难吗？
辛胜通：我找工作的过程没大家说得那么困难，原因或许有二：第一，我有北京户口；第二，我是男孩子。我找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网申，给农行、工行、中国银行还有摩根士丹利都投去了一份简历。除了最后那个没有回复，其他的都得到机会了。不过我都没去，选择了来现在这个公司做投资。它充满了神秘感，大国企几乎不对外招人，我怎么进去的？嗯，不否认，有人推荐……
宋永亮：我的人生根本就没计划过。找工作时，我发简历，往往是海投，投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有什么发展，跟专业稍微沾点边儿、有点“文化”就行了。我找工作一般都是自己瞎撞，没有人指引，找到一份工作也不知道能干多久，说不定哪天会离开这个城市。
富二代本身没有错
主持人：在北京想过买房子吗？
辛胜通：我买房的时候，契机比较好，搁到今天可能就不容易了。
宋永亮：买房这事离我太远了，不要说买房，就是租房子也不能租贵的。家里人打电话，常常喜滋滋地告诉我，又攒了10块、20块。可对在北京这边工作的人，10块、20块算什么呢？
主持人：从小到大，你有过吃苦的记忆吗？
辛胜通：我对生活的要求真不是太高，几天不带钱包，吃饭有食堂。食堂不发卡，我也会找一个不太贵的地方吃一顿，比较随意。
宋永亮：那当你只有一件衣服，而且衣服脏得没法穿的时候，你肯定就不会说“随意”了。
辛胜通：我们也有物质上的困扰，比如娶妻之后一样会有金钱的困扰，养孩子，那也是个无底洞。我理解的“苦”，更多的是困惑，比如说，当事业遇到瓶颈的时候，当决定你命运的人不欣赏你的时候，当你周边的朋友在飞速地成长，而自己的能力或知识技能停滞不前的时候……如果只是孤立地看一个时期，是有人会成为蝼蚁。但如果将其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过程。
主持人：怎么看待富二代？
辛胜通：富二代本身没什么过错，如果他没有做违反法律的事儿。关于“杭州飙车案”等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不应归结于富二代，应该归结于法律。让法律去解决，让有钱人没法靠钱“摆平”这类事。我觉得对每个人要求的底线应该是法律，而不是良知和道德。
理想啊理想
主持人：你的理想是什么？
辛胜通：成为一个出色的投资人才，能够在这个行业有一份小而独到的声音。
宋永亮：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最起码能开心地生活。
主持人：会挑战自己的极限吗？
辛胜通：不会，做事情，我有八成把握才去做。都说众生平等，我们必须理智地认识到，人对资源的占有天生是不同的。
宋永亮：我会拼，但不会跟社会对撞。来到北京之后，我学会了忍耐。我们这一批人，恰恰是想走向你那样一个位置，你是我们向往的一个目标。
辛胜通：中国经济这几年高速的发展让两代人看到不同的世界，现在是子女已经看到了繁华的一面，老有一种拯救感，想让父母也过上这种日子……
宋永亮：就我个人而言，对物质的追求还能做到平和，我怕的是有一天爸妈不在了，那时我有再多的物质，他们也花不了我的钱。
真正的幸福
主持人：什么让你有真正的幸福感？
辛胜通：对未来永远充满信心。我不拿金钱来衡量幸福感，否则不管一个人挣多少钱，他都找不到幸福感。权力给你带来的是欲望和满足感，不是幸福感。
宋永亮：我能独立糊口，我就有幸福感。
主持人：个人财富达到多少，能让你有自由感？
辛胜通：自由？这么说吧，我最喜欢的生活状态，是不去搞所谓的世俗的东西，而是专心研究哲学。当人有一天不为物质所束缚的时候，就能自然地想一些“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的问题。
宋永亮：说不清具体多少钱，能把自己各种琐事处理好就行。
主持人：北京对你意味着什么？
辛胜通：就是一座城市，事实上，我觉得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并不能带给人多大的归属感，能给人归属感的城市一定是当地的文化深深地流淌于你的血脉中。
宋永亮：以前对我来说是一个梦，一个昂贵的驿站。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主持人：你对国家的未来有信心吗？
辛胜通：有信心。我深爱着我的国家，国家的概念是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文化。
宋永亮：这种问题对我来说有点儿远，我现在想的就是踏踏实实地奋斗。
【精彩书摘】
2010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2009年，《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问世，“蚁族”这个庞大的城市沉默群体，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员，正式登上中国的话语舞台。时隔一年后，廉思及其团队再度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
在书中，与“蚁族”或多或少有着关系的人们相遇，他们中有城二代和村二代，有坚守阵地者和四处漂泊者，有外企白领和私企小工，有花甲教授和“90后”学生。他们对话、写信、反思、回望，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展开思考，对当今的大时代进行探讨。同时，团队课题组继续深入聚居村，将调研范围延伸至全国，出炉了有史以来第一部“蚁族”全国调查报告——2010中国“蚁族”生存报告。透过这本书，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每个平淡生命的喜悦与沉重……
重点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
据调查，“高校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别称“蚁族”）全国人数将在百万以上，目前正呈现出“三降三升，三多三少”的发展态势：
“三降”即“蚁族”中失业比例在下降、从事“铁饭碗”工作的比例在下降、换工作的频率在下降。“三升”的第一个“升”是指“蚁族”学历层次在上升，“蚁族”中研究生毕业的比例由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高学历已不能保证高收入和高待遇；第二个“升”是指“蚁族”中“211工程”重点院校毕业生的比例在上升，由2009年的10.8%上升至2010年的28.9%；第三个“升”是指“蚁族”年龄有向上延伸的趋势。
“三多三少”是指：1.出身下层多、上层少。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比较和主观评估均表明，“蚁族”是名副其实的平民和贫民后代，他们无法从家庭中获得更多的经济资助和社会资源，与同龄人竞争时处于弱势；2.收入支出多、结余少；3.网络交往多，现实联系少。“蚁族”网络使用率达到66.9%，远高于全国水平31.8%，这是与“农民工二代”等其他青年弱势群体的显著区别。虽然是聚居生活，但大部分“蚁族”不愿与身边的住户进行交流，呈现出某些自闭的心理特征。
对资源继承仇恨较强
1.对资源继承仇恨较强。通过调查“蚁族”对精英阶层后代的态度发现，“蚁族”对“富二代”、“官二代”持“愤怒”态度的占58.3%，持“悲哀”态度的占49.4%；在“蚁族”认为导致社会不公的因素排名中，第一位是“因资源继承导致的不公平”。
2.对现状不能合理归因。四成以上的“蚁族”认为社会不公平或很不公平，六成以上的“蚁族”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走势持悲观态度。
3.群体极端化现象突出。面对一些社会现象，“蚁族”表现出极端化观念。
4.对政府信任度较低。在民间传闻与政府信息两者之间，大多数“蚁族”选择对民间传闻和政府信息都有部分相信，但相比之下，更倾向于信任民间传闻。
5.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于“蚁族”是否是弱势群体，六成的蚁族认为“不是”。在选择与“蚁族”最贴近的词语表述时，近七成的“蚁族”选择了“坚强”一词。
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
“蚁族”刚刚从大学毕业，既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又未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成员。这种难以归属于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过渡性、边际性的特征，使“蚁族”拥有某种相对超脱的社会地位，与现有体制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淡漠，这种社会地位的超脱性使他们敢于向现有体制提出抗议。同时，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蚁族”没有任何家庭负担和子女拖累，这些因素极易使他们制造事端时不计后果。
在法、德、日和拉美诸国都曾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比如2011年初，在非洲发生的突尼斯和埃及骚乱，起因正是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而此次骚乱中“突蚁”和“埃蚁”所提出的要求，则集中在反对垄断、反对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推进自由民主等方面。
可见，“蚁族”问题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防止其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把解决“蚁族”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据2010年调查显示，30.6%的“蚁族”把“平等的工作机会”作为希望政府提供帮助的首选，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倾斜”（29.8%）和“平等的户口政策”（10.9%）。
（摘自《蚁族Ⅱ——谁的时代》）
【作者亲笔信】
由地壳运动引发的时代联想
■廉思
自地球诞生以来，地壳就在不停运动，既有水平运动，也有垂直运动。地壳运动造就了地表千变万化的地貌形态，主宰着海陆的变迁。当今的中国就好比这地壳，60年来巨大的变化，有水平，有垂直，造就了如今我们每一个人眼中所见到的中国影像。
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壳变形变位，常常被保留在地壳岩层中，成为地壳运动的证据。在山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裸露地表的岩层，它们有的倾斜弯曲，有的断裂错开，这些都是地壳运动的“足迹”。而对于转型的中国来说，贫富二代的分化无疑是当今这场大变局的“足迹”之一。
宋永亮，一个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普通大学本科生；辛胜通，一个出生在北京富裕家庭的名牌大学研究生。对于辛胜通而言，从小就知道咖啡的滋味，而在宋永亮的内心，则一直存有“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纠结。先天优越的生存条件，为辛胜通这样的“城二代”注入了别样的成长激素，这使得他们“天然地”在社会竞争力上要强于普通人。而像宋永亮这样的“村二代”则相反，随着民间财富高速增长，他们却背负着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双重压力，在求学、就业或创业途中，难免遭遇有形、无形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3年研究“蚁族”的过程中，我愈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两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分化。“蚁族”大多出生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他们并不否认有的人衔金而生，有的人衔草而降，有的人一毕业就在倒腾数千万的生意，而有的别说创业，找个工作都难，只能先做“蚁族”再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于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蚁族”的存在不仅是社会分层的必然，还是激励人勤奋好学、追求上进的有效举措，这和适当的收入分配差异能催人进取是一个道理。可是，一旦“蚁族”和个人能力无关，而和他的出身密切相关，那么“蚁族”就不再是个人问题或者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站在全社会的高度加以考量。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为“蚁族”这样的“村二代”提供向上跃升的渠道和空间，贫寒子弟可以通过寒窗苦读，“鱼跃龙门”，实现阶层晋升。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蚁族”提供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从而保持阶层流动和社会活力。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贫富差距的拉大，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蚁族”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向上流动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也在加强。如今，“蚁族”已经强烈感受到了自己与城里人生活状况的差异，确认了自己一直被压抑在社会低端的现实，而少数富豪阶层的炫富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反感，无疑是杭州飙车案中“富二代”和“我爸是李刚”中“官二代”遭到许多人强烈声讨的重要原因。
可见，“蚁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蚁族”可以传染、继承甚至世袭。更要引起警惕的是，今天的思想会成为明天的现实，“蚁族”现象引发的后续问题，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冷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么当他成功后，他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他会如何回报这个社会？他又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这是涉及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黄帝内经》讲“上工治未病”：最好的医生，不是人已经得病才去医治，而是在未得病时，就预先发现并予以防治。对于“蚁族”问题，我们需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不仅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未来看现在。
无论是“蚁族”、“北漂”，还是“城二代”和“村二代”，其实都只是一种外在符号，在这种符号的背后，显现出某种社会共识的破裂，这种破裂涉及整个中国的发展战略。政府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青年起点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青年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使“贫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一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那么，社会最终将撬开贫富层际流动的壁垒，消弭贫富层际心理的断裂，重建贫富层际价值的共识，走向改革之初所定下的“共同富裕”。这就像人们梦想中的社会各有差异，但有3点应当是共同的：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让国家存美梦，让“蚁族”敢探梦，让社会能圆梦，每一个人才终会“化蚁为蝶”。
【观点争鸣】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李长安
“蚁族”现象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目前的教育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不完全适应，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人力资本的理论，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劳动者接收和理解各种信息的能力，特别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吸纳和运用能力，因此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且也是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的决定因素。国内外的众多实证研究均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在中国，同样存在着这种趋势。
然而，低收入却是“蚁族”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根据我们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7个城市聚居“蚁族”的后续跟踪调查，2010年受访的4807名“蚁族”月平均收入仅为1903.9元，其中64.1%“蚁族”收入在2000元以下。这种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也大大低于这些中心城市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很显然，“蚁族”低收入水平是其人力资本的一大损失。
此次调查表明，毕业于普通院校的“蚁族”占到半数，与2009年的调研数据比较，毕业于“211工程”重点院校的，由10.8%上升到28.9%，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成为“蚁族”的几率加大。此外，研究生学历的“蚁族”由2009年的1.6%增加到2010年的7.2%。从专业分布看，“蚁族”大多分布在工学、医学、经济、管理等近年被认为相对热门的专业。这些貌似热门的专业如今却遭遇市场的冷遇，这也说明专业设置与规模调整要有一个适应市场变化的动态规划。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毕业于职业院校的“蚁族”数量并不多。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社会经济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始终比较旺盛。
因此，针对“蚁族”现象反映出来的教育体制漏洞，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是做好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衔接。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难、“蚁族”现象的大量存在，是教育体制而非市场体制首先出了问题，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那么即使教育再发达，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难以做到人尽其才。
二是积极调整高校结构。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尽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是建立高校专业设置紧跟市场变化的动态机制。严格控制重复设置过多、社会需求不大、就业前景不好、现有基础不实的专业，新增专业主要用于社会经济发展急需领域，逐步建立对接社会需求、适应就业市场的专业结构调整机制。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蚁族”现象的出现并不仅仅只是教育体制的问题，而是必须在国家层面上统筹，只有将“蚁族”现象放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考虑，“蚁族”现象才能得到真正缓解和消除。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蚁族”们自我生活的改善，靠的不是那些廉价的同情、不是眼泪，而是自我的崛起和奋斗。佚名/摄
《蚁族Ⅱ——谁的时代》，廉思主编，中信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