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黄金莲（以下简称黄）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采访者：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 黄志斌
学生记者 卢义杰 徐梦楠
黄金莲是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总留着一根辫子的她，被学生亲切地称为“校长妈妈”。
“我想，如果能在山区把特殊教育学校办起来，也算做一件好事。”
1991年，黄金莲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出任正在筹办的三明市聋哑学校校长。当时，她已经干了8年学区校长了。
问：我们知道，17岁时您就开始当老师了。最初怎么会想到选择教育这个职业？
黄：因为我很敬佩老师。我的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在小队劳动时想写字条都不会。我非常崇拜那些老师，他们教会我怎么为人、怎么做事。所以，我毕业之后一定要当老师，而且要当好。
问：经过十几年努力，您后来成为了学区校长。可在1991年，您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是不是？
黄：那时我在洋溪学区管着19个学校，正在搞“一无两有”、“六项督导”。各校的验收都顺利通过，我本来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这时，组织上说要筹办“三明市聋哑学校”（后更名“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需要一个校长，有4个必备条件：一、女性；二、党员；三、有5年以上校长经历；四、家里没有其他拖累。领导觉得我都很符合，就找我谈话了。
问：您一定感到很突然吧？在这之前，您对聋哑人有什么样的印象？
黄：觉得他们脾气很暴躁。老家有一个聋哑人，他遇事想说但说不出来，于是常操起扁担乱发脾气。当时的偏见就是不要去惹聋哑人，当然，有些聋哑人还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常帮大家做好事，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他反而比正常人更懂得感恩。
问：上任之前您犹豫过？
黄：起初我就想，聋哑人可能脾气很坏，而且我又不是特殊教育专业的，没学过手语，无法和聋哑的孩子沟通，更不用说教书了。更何况，我在洋溪教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来这恐怕“桃李不开花”，所以起初并没有打算要来。
问：当时特殊教育在三明还是一个空白点。据说1991年以前，三明山区的聋哑孩子得远赴福州、厦门、莆田去上学？
黄：对，这些地方才有聋哑学校，但每年只有两三个名额给三明。山区的家长、学生真的很可怜、很辛苦。我们后来下县区招生，给聋哑孩子面试，有一点点听力的，或者会讲一两句话的，我们就进行分类教学。如果分类教学读得好，我们就把他们送回普通学校去，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学习，这就起到康复的作用，减轻山区家长的负担。
问：最终您还是选择来上任了。
黄：嗯，是工作的需要促使我到这里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是一件行善积德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能把这所学校办起来，也算做一件好事，苦就苦一点吧。
问：如果没有接下这份工作，您原来的职业发展方向恐怕也不错吧？
黄：那时，我正在尝试把洋溪学区的单人校、双人校合并到完小校去。比如，有两个村相隔5里，都办了学校，但每校只有一个老师、几个学生。于是我准备进行资源整合。这已有初步规划了，我走后，由别人实现了这个目标。
问：我们听说，为了不耽误办这个学校，您甚至没和家人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送还没完成学业的儿子去当兵。他那时才15岁啊，您忍心？
黄：没错，送儿子去当兵，是为了让我能更安心地办学校。我儿子当时在三明二中念书，他的确还没有完成他的学业，的确还没有读完。（哭泣）
1991年，学校还是一片荒地。我要想安心在这个地方办学，就必须不受家庭影响。我爱人那时在洋溪当副乡长，没时间管儿子，而我要把学校弄好也不可能有时间管儿子。我想，部队是个大熔炉，儿子在部队里面也可以得到培养。如果他去部队了，我就更不会分心，就可以用所有精力来办学校。我做了这个决定后，我爱人很生气，说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但我征求了儿子的意见，他说，他愿意。
“妈，这哪是要你来当校长，分明是叫你到山沟沟里盖房子啊！”
黄金莲用“荒地”形容学校的最初状态。没有教室、没有学生，她和她的团队从“盖房子”做起，一砖一瓦地开始创业。
问：您儿子被您送去当兵时，知道您正在办的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吗？
黄：知道。我跟儿子说过，你入伍，妈妈就是再忙也要送你。但没想到那天我在泰宁县招生，劝说山里一个家庭把他们的女孩送去读书。回家时我问我爱人：“儿子呢？”他不理我。我跑到儿子房间，只看见桌子上留着一封信，我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我连忙请假坐车去部队看我儿子。那时他们正在跑步，儿子矮人一个头，背一个背包，背带都丢掉了。我一直在后面跟着，恨不得替他跑。
我说要陪他3天，他说：“不要，那个学校更重要，你得去要经费，还得招生，你回去吧。”在去部队之前，他到过学校所在地，他抱怨：“就这一片荒地让你来当校长，其实就是让你来盖房子。”我说：“对，就是叫我来盖房子。”没有老师，没有学生，没有房子，我就向三明师范学校借了一间教室作为办公室，几个老师围着三张办公桌讨论怎么盖好学校。
问：在招生过程中，聋哑孩子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黄：我很喜欢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很想读书。有个孩子的爸爸说，孩子昨晚都没有睡觉，因为知道有老师来招生，可以带她去念书。孩子叫妈妈去买书包，再把家里的纸订起来做本子，还把钢笔墨水灌得满满的，弄得整只手黑乎乎的。我想，他们不会说话、不会听，已经很艰难了，我们就该多给他们点东西。
问：为了这些孩子，您还跑到上级部门去要经费？很难想象，一所地方特校的校长会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
黄：起初，学生住在教室，老师就住在办公楼。后来上级支持盖教师宿舍楼，所需的55万元资金也到位了。突然，有一天施工队发现地基下挖出来的都是烂泥，需要用水泥灌实垫高。这样又增加了30万元的资金缺口。我到处募捐，又去省里争取，最后还差20万元。我就带着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找到有关部门。最后，我们幸运地拿到了25万元，顺便还参观学习到了发达地区特校的先进经验。
问：除了经费，还有没有遇到其它困难？
黄：我不是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的，没学过手语，很难与孩子们沟通。我们第一批学生招了28人，分为2个班，由4个泉州特师毕业的老师任教。我常向那4位老师学，前一天晚上当学生、学手语，第二天白天当老师、上思品课。连在家里炒菜时也想这事，结果把菜弄得一团糟，不得不重煮。甚至有时吃着饭会突然比起手语，弄得我爱人哭笑不得。
问：刚才听到您多次提到了您爱人。我想他一定在背后默默承受了很多东西。
黄：中午常有孩子找我，处理完工作往往要12点多才能回家。我爱人也比较忙，原来常常回家就有饭吃，后来午饭等到一两点吃也是常事。被逼无奈，原本不会做饭、洗衣的他，现在学会了，（笑）这也算支持我的工作。
问：您儿子呢？他退伍之后好像也到学校来帮您了。
黄：退伍之后，很多单位都想要他。但他自己找到教育局局长，说要到特校当保卫科科长。局长说这儿工资低，烟草、报社等那些好单位要你，干嘛不去。儿子说，第一，学校安全保卫很重要，他不要让这里的学生出任何差错；第二，他知道妈妈心里其实还是很想他的，他想留在妈妈身边。
后来，学校缺一个驾驶员，经费又短缺。他在部队学过开车，我就让他兼两份工作。有人笑他傻，做两份工作拿一份工资，他说：“谁让我妈妈是校长呢！”
问：为了一些事，人是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回报地去付出的，比如您的事业。但当创业遇到一些委屈和难事时，您会怎么办？
黄：会偷偷地哭，毕竟我也是人。每次受到委屈，我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偷偷哭上半天。有时，我一边哭一边把儿子入伍时留给我的信拿出来看，对自己说：“儿子都做这样的牺牲了，这点委屈你还受不了？”每次取得成绩时我也看，记住儿子对我的支持。这封信，我已经随身带了19年。
“每当想放弃时，总有一种东西触动着我。谁让我是他们的‘校长妈妈’呢？”
从没特教经验的黄金莲开始了办学。分类教学，德育教育，办智障高中班，每当有点烦时，她就想想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问：对于一个女性来说，37岁正是职业稳定的时候，也是职业的高峰期。但是，您在37岁时才到了特殊教育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还要主持工作，不累吗？
黄：说实话，我有三次想打退堂鼓。
第一次是刚来这里，看到一片荒地，我决定吃完午饭就打电话辞职。中午，和几位年轻老师边吃方便面边聊天，问她们为什么学特师专业。她们说，学这个能为残疾人做一点好事。我一愣，比我更小的都想做好事，我遇到困难就被吓倒啦？
第二次是把学生招进来后，他们整天伊伊呀呀地比划，我看不懂，觉得没法胜任。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拖地板，一些孩子就过来抢走拖把帮我干。我心想，昨天我才批评他们，今天他们却还来帮我，这些小孩这么乖、这么可爱，我有委屈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第三次，我们的小孩因为不懂事，从学校旁别人承包的橘林中采了很多橘子，结果对方找上门来。我们只好赔了100元，当时每月工资才一两百元呢。我着急，为这些孩子的教育大伤脑筋。教孩子认几个字容易，但道德问题怎么教？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想干了！
正要辞职时，一个孩子过来，把妈妈买给他的生日蛋糕给我吃。我说不要，蛋糕是你妈妈给你吃的。他比划着告诉我：“你就是我妈妈。”我一下又被感动了。
问：每一次想离开时，总会有一些东西触动了您。
黄：是的，触动。后来，2008年3月，组织上出于关心，让我担任市残联副理事长、党组成员。他们要调我过去，我不愿意。他们问，那边的行政级别升了一级，为什么不去？我说我离不开这些孩子。现在，虽然我也要承担残联的一些工作，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校。这些孩子把我当做他们的妈妈，我还忍心走吗？
问：所有的孩子都喊您“校长妈妈”吗？
黄：是。家里的妈妈不在身边，孩子有困难，如缝扣子、补衣服等都会拿到我家去。我跟他们说，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校长妈妈”。
问：去年9月，学校开始招收智障生了，这又是一个新挑战吧？
黄：我们1992年招收聋哑生，1995年招收盲生，智障生一直只是在各地随班就读，读到初中就没地方可读了。于是我就向教育局提出办智障高中班。
智障生更难管理。他们虽然十七八岁，但思想也许只停留在三五岁。我交代所有老师，要把智障高中生当成小孩子，即使犯了错也要耐心劝导。另外，智障生好奇心大，如看到窗户就可能会爬上爬下，安全问题更加突出。为此，我们安排生管老师住在他们的隔壁，随时予以关注。
去年9月，我在北京开完表彰会就赶紧返回学校，原本统一安排到上海看世博，但我只能放弃。因为9月13号是首届智障高中班开学，我一定要孩子们在第一天看到我，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
问：听说您还和智障生一起住？
黄：为方便管理，我和我爱人商量，从教工套间宿舍搬到学生宿舍三楼跟智障生一起住。他们跟普通孩子不一样，有时情绪急躁了，就吵着想妈妈、要回家，所以我想在他们身边，随时了解他们的变化。我在厨房外面开了个客厅，家长和孩子们上来了都可以和我聊天。
比如有一个孩子，睡觉时非要有妈妈哄着。他曾经不让家长回家，说：“妈妈回去了，晚上睡觉谁给我做妈妈？”我知道后就说：“学校里，我是你妈妈，晚上你可以抱着我睡觉。”从那以后，每晚为了让他安然入睡，我都要到楼下让他抱一下。
有人问，你现在搬到了学生中间，会不会被闹得烦？我说，有时很烦，但谁叫我是他们的“校长妈妈”呢？我不让他烦，他找谁烦？实在太累，我就说我先休息几分钟，校长妈妈今天很多事没想出来。他们会问：“做作业是吗？我帮你做！”“做数学是吗？几加几？你烦什么？”再烦也会被逗笑了。
问：在您这么悉心的照顾下，他们的发展一定很不错吧？
黄：我们采取盲生、聋生分类教学，还开了美术、手工等10个职教班。盲生、聋生毕业时都供不应求，社会对我们的学生也很满意，他们可以进厂务工、升学深造或干个体户。总之，我们学校始终朝着“教育、康复、就业”三位一体的办学目标努力。
问：我们还发现，有不少孩子还加入了志愿者、文明劝导队。虽然他们自己不太方便，但很懂得帮助别人。
黄：每年“六一”儿童节、助残日，许多社会爱心人士都来看望同学，捐款捐物。我们教育学生，社会这么有爱心，我们不能只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也应该帮助别人。
所以我们很重视道德教育。盲生看不见，聋生就会帮他撑雨伞、提水、扫地，大同学帮小同学，男同学帮女同学。我们的教师党员也走出去为社会服务，让孩子看到老师帮居民摸脉、量血压、缝纫、按摩，他们也会效仿。后来，学生志愿者会有组织地到福利院去，帮助孤寡老人洗衣服、搞卫生，还表演节目给他们看。
“选择到山区做特殊教育，你就是来奉献的。如果想享受，请别来了。”
四年后，黄金莲即将退休。她说，她留恋学校的一砖一瓦，也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完成三件事情。
问：您现在被树立为教书育人的典型了。您自己觉得，您比别人“典型”在什么地方？
黄：可能是私心少一些，付出的多一些。我爱人对我也是这个评价——不管对家人还是外人，考虑别人的时候总比考虑自己多，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从小我就习惯做一个大姐姐，在家怎么爱护弟弟妹妹，在学校我就怎么爱护我的老师、学生。
问：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宣传您。处于光环之中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黄：这个职业是我选的，我就要去做，而且也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常很平常的事情。其实，如果是别人来当校长，看到这样的环境、如此可爱的孩子，他们肯定也会这样做。事实上，媒体让我压力很大，我只有变压力为动力。现在就希望能在退休前多做些事，为我的山区特教事业画上圆满的句号。
问：具体是完成哪些事？我们知道，再过4年，您就要告别40多年的教师职业了。
黄：智障高中班已经办起来了，3年后，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如何为首届智障毕业生联系、安排就业。如果首届学生就业没安顿好，家长可能会失去信心，这也会影响以后这一类孩子的发展，下一届就很难招生了。
第二是要扩大学校的活动区域。我们现在有了教学区、生活区，康复综合楼年底也会竣工。但盖楼占用了我们的活动区，所以我想再跟市里争取些地盘，搞个300米的塑胶跑道，再盖一栋室内体育馆。
第三件事是成立特教研究中心。我们学校现在有了一些知名度，希望能起到龙头作用，把周围县区的特校带动起来，互学互助。他们可以到我校听课，我们也可以送教下乡，这样大家就能看到彼此的区别和差距，共同进步。
问：那您退休之后的打算呢？
黄：这个学校就像自己的家，总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我会常回学校看一看、走一走，希望学校能越办越好。如果学校还需要我，我也会责无旁贷，永远贡献我的那一份力量。
另外，讲一句很私心的话，我希望能好好培养我的孙子。我当时为了搞好学校，让儿子失去了太多太多，很对不起他。孙子现在读幼儿园，我退休时他念小学。那时，我有时间了，是时候弥补一下家庭了。
问：有没有想过，退休之后，这儿的孩子可能还是会离不开您？
黄：有。毕竟，我是孩子们的“校长妈妈”，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种起来的。有人问，你获得这么多荣誉，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我说最喜欢“校长妈妈”的称号。他问，这是哪一级组织评的？我自豪地说，是家长和学生评给我的，是社会评给我的。
问：回顾这些经历，可以说，山区特教事业改变了您的心态、思维和人生轨迹。您觉得，在担任特校校长后，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黄：（脱口而出）没脾气了。以前当学区校长，为了工作我有时一着急会大声说话、拍桌子，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必须时刻去爱这些学生，用爱解决一切事情。孩子和老师有多大的错，对他们也凶不起来，我也像是变了一个人。
其实，做特教教师最重要的就是心灵美。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我们学校每个老师对学生都要笑脸相迎、轻声细语。因为说话太大声，盲生会说你凶他，聋生会觉得老师在吵架。老师都不团结，孩子怎么团结？只有老师真正付出了爱，他们才会亲近你，拿你当“妈妈”。
问：明年就是建校20周年了，山区特教总需要传承者的。您希望，接过接力棒的是怎样的人？
黄：“三心二意”的人——爱心、耐心、信心，诚意、愿意。其实，爱心刚开始都会有，但时间长了可能会腻烦，所以得有耐心。就像排文艺节目，普通学校两三天就能排好，但我们可能要排三四个月。此外对我们的教育要有信心，相信能教好。还有，必须诚心诚意，真心愿意献身特教事业。不少老师刚来时和我当初一样，也许受不了，想调动，但时间长了就会被学校的奉献气氛感染，慢慢被融化了。要记住，你选择到山区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就是来奉献的。如果想享受，对不起，请别来了。（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张学军摄）
记者手记：“校长妈妈”的辫子
■徐梦楠 卢义杰
但凡出现黄金莲的新闻照片，都有“经典”的一景：无论是与学生在一起，抑或是受到各级领导接见，黄金莲的发型永远是一根麻花辫子，辫尾扎着一朵绢花，整根辫子安静地停靠在右肩上。见到她本人前，一个疑问在我们心头挥之不去——这位被学生称作“校长妈妈”的女校长，为何对这个发型如此情有独钟？
我们得到了答案：这根辫子和学生有关。黄金莲说，虽然盲生看不到她，但他们只要摸到这根辫子，就知道是“校长妈妈”来了。有一次，黄金莲洗完头后将头发盘起，一位盲生来找她，一时摸不到她的辫子，就哭了起来。“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妈妈是有辫子的，我现在摸不到你的辫子，你不做我的妈妈了……”黄金莲听完，急忙把辫子编好，盲生才破涕为笑。从那以后，只要有一个学生觉得她不像“校长妈妈”，她就赶紧把辫子留下来，这一留就留了十几年。
也正是这根辫子带我们走进了这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内心世界。此刻，她“鲜活”起来了，不再是被塑造出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着正常思维、逻辑和血肉之躯的人、女人。
真正的爱，就藏在细节之中。辫子之爱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成为习惯，也成为盲生的精神依托和她本人的标识。前不久，张艺谋《印象大红袍》创作团队的一位总监制帮三明市教育局编排一部音乐剧，主题就是反映黄金莲的真实事迹。分析人物角色时他就说：“你们黄校长有什么特点？辫子就是她的特点，展现了非常朴素、典型的传统妇女形象。”
在舆论的轮番轰炸中，大家看到的黄金莲是谁？一个“铁娘子”：敢北上讨经费盖大楼，也敢四处拯救被拐骗的孩子；一位“狠妈妈”：为了办学，将15岁的儿子扔进部队，还因为招收山区聋哑女孩而违背了送子入伍的诺言。纯粹的道德语境之下，她被赋予了太多无私、高尚的词汇和逻辑。但是，只要肯端详那根辫子、那朵绢花，只要肯用平等的对话取代仰视，你就能明白：一路走来，这位女性的伟大之中掺杂了多少不舍与心疼！
黄金莲，她先是一位女性、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之后才是一名教育者、一名楷模。她是值得学习的榜样：37岁选择从事陌生的特殊教育，从无到有建起了一所山区特校，这必定需要创业的激情、工作的方法和不计回报的付出。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个有感情的正常人，在多种角色的冲突、权衡中，她都最终做出符合道德逻辑及判断的行为。这样理解，就能更好地读懂真实、感人的黄金莲，就能更好地向她学习。
麒麟山下，路过三明特殊教育学校的车辆和行人来来往往，校门开开合合，工作人员、慰问人士进进出出。校门口，悬有一条红底白字的横幅：“祝好人一生平安”。敦厚的大山之中，“好人”二字或许是对一个人最实在的褒奖，因为无需时刻把奉献、无私等词语挂在嘴边。我们期待大家把黄金莲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黄金莲。
2011年5月4日，福建省三明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黄金莲待学生如同己出，学生也很爱他们的校长妈妈。
黄金莲和她的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