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97年留影
汪曾祺的画1983年12月作
汪曾祺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博雅是西南联大的学风之一。虽处在家国危难关头，师生却不废风雅，安心学术，有超强的定力。
其实汪曾祺本人即是一个博雅之人。他写得一手好字，联大同学马识途当年就是先见识了那别有风味的书法，才识得汪曾祺其人的；颇具“画名”，曾言如果考不上西南联大，便要报考同样位于昆明的国立艺专；擅吹笛子，笛风纯正，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一棵暴出地面的老槐树树根上，独自吹笛，直至半夜；爱好京剧，擅唱青衣，大一时常约同好到宿舍过把戏瘾，却被不理解的同学骂为“猫叫”；喜欢昆曲，常参加“晚翠园曲会”，学会《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不少昆曲唱段；曾与同学发起成立“山海云剧社”，演过曹禺的《北京人》等话剧，除在剧中扮演角色，还负责化妆——他后来写过一篇《后台》，想来是对这一段时光的追记。
一个人的气质修养不能速成，需要长久浸泡、滋润，像和风细雨般润物无声。汪曾祺的博雅，一方面源于传统文化家庭的熏陶，另一方面则得益于西南联大宽松博雅学风的涵养化育。
祖父为清末拔贡，酒后好痛背唐诗，他教年幼的汪曾祺读《论语》、练字帖。父亲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金石书画皆通，春秋佳日打开画室作画。这样的家庭氛围自然给了汪曾祺潜移默化的影响。
汪曾祺自小便喜欢东看西看，对书画、民俗风情有着浓郁的兴趣。及至到了大学，这些兴趣都得以保留和发展。他仍然喜欢到处闲逛。逛裱画店，看钱南园四方四正的颜字对联，看吴忠荩写的行书四扇屏，他认为这样闲看，是“慰情聊胜天无，看看也是享受”。连别人觉得没啥看头的锡箔作坊，他都看得津津有味，说是在欣赏师傅们的槌锡箔艺术。茶叶店也有逛头，看店内挂着的书法对联、画作等等。有一次他在一家茶叶店里看到一副对联“静对古碑临黑女，闲吟绝句比红儿”，很是欣赏，多年以后尤记得清楚。这种种闲逛完全超乎功利、兴之所在。可叹的是，如今的大学生，汲汲于各种考证就业，已很难觅到这样一份非关实用的闲情了。
汪曾祺颇为欣赏联大《大一国文》课，说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选了《论语》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座篇”及相当篇幅的《世说新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认为这样的选文别具眼光和情怀，对联大学生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大一国文》是联大所有大一学生的必修课。
联大实行的是学分制，除了必修课，学生们选课很自由，不分文理。像闻一多的古代神话课很叫座，有些理科生不惜穿越一座城，就为来站着听两节课。吴宓先生的红楼梦课也颇受欢迎，文理生都有，站着听课成为一景，颇具绅士风度的吴先生总是先到隔壁屋子搬来座椅，等所有女生都落座后才开讲。
联大尊重学生的兴趣，学生转系简单易行。汪曾祺夫人施松卿也是联大学生，她先是学物理，又转至生物系，又转至西语系。好友朱德熙，原本是学物理，后来听了史学家唐兰教授的课，对古文字发生浓厚兴趣，遂转至中文系，后来在古文字领域颇有建树。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联大师生大多文理兼通，举止不凡，性情高雅。据汪曾祺说，理工学院的教授兼能文事且修养极高的，不乏其人：华罗庚先生善写散曲体的诗，地球物理专家赵九章能写一手秀雅流丽的文征明体小楷，教逻辑研究哲学的金岳霖先生爱看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学生们举办沙龙，沈从文请他给学生讲“小说和哲学”……会刻木刻的马杏垣、喜欢古典音乐的欧大澄都是地质系的学生，他们大都文质彬彬、气度潇洒，毫无鄙俗之气。
汪曾祺说，“多才多艺，是联大许多搞自然科学的教授、学生的共同特点”。除了在各自不同专业领域投入、忘我地工作，业余活动也颇为丰富，像那些参与曲会、唱昆曲的师生，不只是来自文科系，还有数论专家许宝騄教授、研究生物的崔芝兰教授、学生物的学生吴征镒等等，他们都可称得上是铁杆戏迷。
国难当头，环境维艰，师生们食不果腹，然而却依然保有高雅的情趣，充沛的心灵，对美怀着无比的热爱，着实令人感佩。
时隔四十余年，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晚翠园曲会》，文章一如那细腻宛转的昆曲唱腔，千回百折，沧桑满怀，结尾处尤为动情：“在百物飞腾、人心浮躁之际，他们还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他们中不少人对文化、科学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安贫乐道，恬淡冲和，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得到继承，得到扶植发扬。”
斯言甚是。回望当年的西南联大，我们今天的教育或可从中得到更多启示。
段春娟，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从事汪曾祺研究，主编《你好，汪曾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