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杰
“看看邓伟拍的这些照片吧，一个普通人怎么能让那么多叱咤风云的名人上他的镜头呢？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难，这绝不是常人能做到的，我们都不能做到。”著名导演张艺谋评价的，是他的老同学、肖像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邓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伟将镜头对准钱钟书、梁漱溟、冯友兰、巴金等中国文化名人，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完成了他的“文化名人抢救工程”，以独特的视角留下了经典的艺术瞬间与历史沉淀，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的学科空白。
上世纪90年代，邓伟又踏上了被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的自费采访拍摄世界名人的环球之旅，历经8年拍摄了里根、布什、李光耀、基辛格、穆沙拉夫、贝聿铭等世界知名的杰出人物，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环球拍摄中外名人的摄影家。
如今，通过游走方式完成摄影梦想的邓伟回归校园。“其实，我就是一名普通教师。”比起摄影家，他更钟爱“老师”这一称呼，因为这是为他带来无穷乐趣、更多激情和动力的职业。
学摄影是出于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并不聪明，就把别人休息的时间用在学习上。”
“这次法国之行，我不仅是观察者，也是一个实践者。”近期从法国访学归来的邓伟坐在记者面前。短短的头发、厚实的身板、专注的神情，使人在与他交谈时，似乎被他积聚在身体里的生命能量所感染。
3个月的法国之行，邓伟参加了在法国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举办的专业学术会议，走访了法国几所著名艺术院校，还为年近90岁的摄影大师马克·吕布等十几位活跃在法国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进行了拍摄。沿着100多年前梵高、塞尚等法国印象派大师创作和生活的足迹行走，更让他感到兴奋。他徒步13公里，来到当年米勒创作《拾穗者》的地方。“这也是为了还老师朱光潜先生一个愿，他生前常跟我提起米勒，也常把自己比喻成‘拾穗者’。”
眼前的邓伟谈起摄影的那股子激情，让人愿意相信，这是一个艺术气息与生俱来的人。然而，邓伟真正与艺术结缘，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
在邓伟家的墙上，挂着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邓母穿着素淡的旗袍，轻扶着海棠树干，秀气的脸上略带羞涩。“这是母亲17岁时的照片，那时她刚过门不久。不知是什么触动了父亲，他那天执意要在院子里为母亲拍照。”这张照片在邓伟家中挂了50多年。“照片可以把生命中很多美好的瞬间永远保留下来。”这是邓伟初识摄影的感悟。
邓伟生于北京，17岁那年，因为表姐在医院工作，他结识了在那里住院的知名画家李可染先生。最开始，邓伟并不知道老先生是李可染，只晓得是位“老老师”。那时，邓伟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喜欢画画。李可染让邓伟和一同前去的一个女孩一起画速写。二人来到医院的后花园，十几分钟后，女孩儿便交了作业离去，而邓伟则守在小湖、假山旁，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后来，李可染把自家的地址留给了邓伟，并提笔写了“实者慧”三个字送给他，告诉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真正的聪明人，是大智者”。
那时的邓伟，梦想考上工艺美院，成为一名画家。1978年的一天，邓伟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看到一则“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简章”，动了去试试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李可染听，先生十分赞成：“学美术、画画是一辈子的事，你老了依然能画。但电影是年轻的艺术，是我教不了你的。”于是邓伟参加了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考试，并顺利地进入摄影系学习，成为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学生之一。
上大学之前，邓伟几乎没有摸过相机。整个大一，他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不是很靠前。“因为我并不聪明，就把别人休息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晚上吹熄灯号，而且有保卫组负责查夜。邓伟常常和几个同学呆在学校放映间，把窗户堵上，学到夜里一两点。为了能在运动的状态下端稳相机，邓伟找了两块砖头抱在怀中，每天早上跑几千米，从电影学院老校区所在地朱辛庄到二拨子，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年轻人抱着砖头跑步的身影，并投来好奇的目光。邓伟就是用这种最原始的“笨”办法，练就了过硬的摄影基本功。1982年大学毕业时，邓伟以毕业论文、考试、答辩全优的成绩留校任教。
上世纪的“文化名人抢救工程”
“朱光潜先生辅导学生时我照相，打太极拳时我也照，他在未名湖畔散步、到小卖部打醋我都照。”
还在读大学时，邓伟就开始为一些中国文化名人拍人物肖像。“最初的想法是为自己的老师拍照。”
读大二时，摄影系给每位学生发了一台海鸥205旁侧取景照相机。邓伟连忙抱着相机去为老师李可染和朱光潜先生拍照。“朱光潜先生辅导学生时我照相，打太极拳时我也照，他在未名湖畔散步、到小卖部打醋我都照。”两位先生虽然都不是摄影家，但他们对美的感受都是一流的，他们在为邓伟充当“模特”的同时也给了他很多艺术上的指点。此后，在老师和父亲的引荐下，邓伟陆续为梁漱溟、吕叔湘等更多学者拍照，这些文化名人大多年事已高，邓伟那时的想法是做些文化抢救性工作。
大三后的寒暑假，邓伟基本上都用来寻访文化名人，为他们拍摄艺术肖像。“那时我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每次我都是拿着学校的介绍信找到文联或相关组织，请他们把我介绍给我希望拍摄的专家和学者。”在那几年时间里，邓伟敲开过数不清的门，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拜访钱钟书先生的经历。
1980年秋天的一个上午，21岁的邓伟拿着自己的学生证轻轻敲响了钱先生家的大门。当时，邓伟与钱钟书素不相识，费尽周折才找到了钱钟书的家。“开门的是一位女士，个子不高，样子和善。”邓伟当时并不知道开门的就是杨绛。听说邓伟的来意后，杨绛很客气地拒绝了他。邓伟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钱钟书家的门外徘徊，他鼓起勇气，忐忑地再次敲门。开门的仍是杨绛，邓伟磕磕巴巴地想进一步说服她，但还是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没有办法的邓伟就在门口站着等，不知过了多久，门又开了，杨绛好像是准备出门。“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呀？”她吃惊地问。“这样吧，你跟他商量商量。”此时，钱钟书就在杨绛身后站着。“我就是钱钟书，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钱钟书破例让这位执拗的年轻人拍了两张照片。后来，当邓伟把照片拿给钱先生的时候，他看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这个就是我。”
1986年，邓伟的第一部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正式出版，展现了他的“文化名人抢救工程”的成果，引起巨大轰动。此时，年轻的邓伟已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讲师。那段时间，他还担任了电影《青春祭》的摄影，这部影片先后在法国和香港获奖。许多人以为，邓伟会在电影之路上走向更高的殿堂，然而，邓伟听从了内心的召唤，走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生。
走上拍摄世界名人的环球之旅
“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雄厚的资金，更没有任何背景。我唯一的资本是执著……”
1990年，邓伟放弃了大学教师的优厚待遇和拍摄电影的美好前景，只身来到英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环球拍摄世界名人。
很多人都把这看成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钱钟书先生也是不赞成的，他担心邓伟既没有雄厚资金，又没有过硬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困难太大了。钱钟书形容邓伟的做法“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甚至没有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然而执拗的邓伟已经作出了决定。即将赴英前，他去钱先生家辞行。那天先生的话不多，临别前，让杨绛将400元钱塞给邓伟，并嘱咐说：“穷家富路，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既然你非去不可，我们希望你一切顺利。”
正如钱钟书所担心的，邓伟选择的环球拍摄世界名人之旅，荆棘满路。“我从不愿把世界名人形容成高山，我们无须仰视他们，但我不得不承认，每一次设法走近他们的过程都十分艰难。”邓伟说。从1991年拍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算起，他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进行了8年，美国前总统福特、里根、布什，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世界名人先后走入了他的镜头。
邓伟约请世界名人的方法很传统，就是写信。从1986年发出第一封拍摄邀请开始，他就陆续向世界各地发出邀请信。1990年来到英国后，在牛津的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他可以查到比较确切的联络地址，便加大了发信量，基本上一年会发出超过100封信。在最初的5年里，他没有收到过一封同意拍摄的回信。邓伟记得，他从1986年开始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发拍摄邀请，之后每一年都会发出同样的邀请信，信中唯一变化的是他的年龄。8年后，也就是1994年，他才终于得到里根的同意。“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雄厚的资金，更没有任何背景。我唯一的资本是执著，我相信真诚的力量能叩开紧闭的大门。”他就是这样把最宝贵的青春交给漫长的等待，才艰难地换取到一次次短暂的拍摄机会。
虽然约请世界名人用去好几年的时间，但邓伟最终得到的拍摄时间不过是十几分钟。有很多次，邓伟的拍摄都被严格限时，他甚至可以从取景框里看见被摄者在偷偷看表。这就要求他在极短时间内熟悉环境，接近被摄者，并用最佳方案准确生动地表现人物的个性与神采。“这样的拍摄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如果不是平日里多加揣摩和积累，单靠拍摄时的灵光乍现恐怕就太悬了。”每次拍摄前，邓伟都会进行两方面的案头准备。首先是熟悉被摄人物的背景，通过阅读有关人物的传记、回忆文章及专著，了解人物的内心和性格。其次是对人物造型的预先熟悉和把握，即形象资料的准备。他总是力争搜集到每一位被摄者的全部图像资料，包括图片和活动影像等，以熟悉被摄者的形象特征，分析和研究出有针对性的造型手段。
在为以色列总理拉宾拍照时，拉宾显得有些疲惫。邓伟知道他是一位有着28年军旅生涯的老兵，便大吼一声：“您昔日驰骋疆场的军人风采哪里去了？”拉宾被邓伟的话刺激得亢奋起来，他脸上的倦怠一扫而光，肌肉收紧，目光深远。邓伟一连拍了两卷片子，拉宾就那样挺直身子，一动未动。
邓伟形容自己的每一次拍摄都像是登山，每一个作品的完成都是从漫长的等待开始，好比从看不见顶峰的平地起步。而每次终于可以快速捕捉那传神的一瞬，在交流中达成共鸣，便收获了如同历经艰难跋涉后到达了顶峰般的愉悦和满足。
邓伟自认不是一个聪明人，出国十几年，英语仍没过关。他喜欢丰子恺先生的一幅画《行百里者半九十》。画的是很多人在爬一座山，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亭子，旁边还有浓荫的大树，于是人们纷纷停下来歇脚，到大树底下乘凉。结果专注于爬上山顶的人寥寥无几。“我想，我能够实现最初的梦想，不过是在别人乘凉的时候，自己仍埋头登山罢了。”
每一张面孔都值得珍藏
“我游走世界各地，希望拍摄下那些伟大名字背后，真实而永恒的瞬间。”
尽管8年的国外拍摄历程充满艰辛，但邓伟拍摄的作品却都是快乐向上的，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这与邓伟对为何摄影以及什么是美的理解相关。
少年时期，邓伟跟随李可染先生学画，深受先生画风影响。在国外拍摄之余，他经常“泡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在这家免费参观的美术馆里，有太多的艺术珍品足以使他驻足一整天。邓伟最爱去的是伦勃朗画作陈列室，伦勃朗绘画中的许多作品采用暗色调局部用光的画面构成，形成凝重深邃的意境，邓伟非常喜爱，并深受这种绘画风格的影响。从那时起，邓伟开始了真正的肖像摄影创作，并从内心喜欢上了这门艺术，掌握了更为专业的摄影技能。
然而，真正让邓伟心甘情愿地付出寂寞年华，义无反顾走下去的动力是那些曾经走入他镜头里的人们。“我游走世界各地，希望拍摄下那些伟大名字背后，真实而永恒的瞬间。我真正喜欢上的是这种与人交往的方式，用我的心去感触别人的内心世界，用我的眼睛去放大生活中细小的美。”
在邓伟30多年的拍摄中，出现过很多令他感动的人和事。每一次面对一个人物时，邓伟觉得他记录的不仅仅是影像，而是一次次情感的交流。2004年，“邓伟摄影展”在纽约举办，曾经被拍摄过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特意从法国赶来参加开幕式。那天天气非常寒冷，达到零下十几度，基辛格看完展览，在几位保镖的簇拥中突然转过身来抱住邓伟说：“孩子，我们何时才能再见面？”那一刻，邓伟感到温暖，这种感觉超越了摄影本身的意义，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那位我20年前下乡结识的老牛倌，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很满足，因为所有想要的东西在村里的小卖部都能买得到；在巴伐利亚森林狂欢节上遇到的那个漂亮的男孩，很骄傲自己是大森林的孩子；赴巴基斯坦拍摄时，在白沙瓦城中一间简陋的修车铺子里，我见到两个年轻的小学徒，虽然生活得艰难，却依然勤勉工作；站在水稻田里竖起大拇指的袁隆平，被大家称作研究所里最牛的老头；手拿篮球的姚明，仿佛在倾听天籁之音……”这些年创作的肖像作品，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曾给过邓伟许多感动和勇气，也促使他不敢有丝毫倦怠。“也许并不是每个瞬间都有记录的价值，但打动过我的每一张面孔都值得永远珍藏。”
教师是一生追求的职业
“艺术创作可能是一个人的事，但教育可以传承文脉，个体的生命也会更有意义。”
“邓老师的课不是从讲台开始的，无论是小班上课还是几百名听众的讲座，他都会早早到场，‘潜伏’在学生中间，和他们一起聊天，那会儿，讲台是空的。上课时间一到，他会立刻从人群中‘冒’出来，说着刚才某位学生的困惑，或者刚刚上映的一部电影，徐徐走上讲台，开始讲课。”邓伟的学生匡林华这样描述自己的老师。
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邓伟又回归讲台，实践着他的另一个理想——当老师。“教师是我一生追求的职业，这不仅是因为父亲的影响，也是从小到大老师们对我的言传身教。”邓伟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两个姐姐也是教师。从小他就对教师这一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幼儿园园长董玉振到大学摄影系主任郑国恩、班主任吴印咸，从小学老师教导他珍惜每一个铅笔头到大学时跟着李可染学画，跟随朱光潜学习美学，每一位教过他的老师，邓伟都能脱口说出他们的名字，记得他们的点滴故事。
“尤其是朱光潜、李可染先生对我的引领，让我一生受用不尽。”邓伟刚开始学画时，李可染并不急着教他学画，而是给他讲述黄石公授书的故事，教导邓伟要学习张良的勤奋和守时。邓伟还记得李可染先生有三枚印章：其一是“不与照相机争功”，他认为“相机有相机的文字语法，画笔有画笔的文字语法”；其二是“废画三千”，邓伟不止一次看到，李可染把旁人看着好好的画给撕了，他希望自己留下的都是精品；其三是“白发学童”，年过七旬的李可染说：“七十始知己无知。”大学时的每个周末，邓伟都会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去学习，记得冬天里朱光潜在家里给他做土豆烧牛肉，临走时先生还不停地往他书包里塞橘子。这些温暖的画面经常浮现在邓伟的脑海中，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成为他一生的财富。
老师言传身教的优良品质，邓伟如今也在不经意间传承给自己的学生。学生徐爱迪对邓老师的第一堂课印象深刻：“您很生气地指责我们迟到，却很高兴地为我们真实说出迟到理由而鼓掌。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会为别人鼓掌的人，这是您教给我们的第一堂课。”
“他对同学犯错后的宽容大度，对同学表现不俗时的表扬勉励，对学生学业有提高时的中肯建议，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专业知识。”学生梁天慧说，“能够成为邓老师的学生很幸运，老师有时候就像我们的大朋友，心态比我们更年轻前卫。这种心境、态度，是比专业知识更能影响我的东西。”
尽管邓伟不是班主任，也不是辅导员，但他却熟悉班里的每个学生，在课上尽量照顾到每一位学生，鼓励每一位学生发言。邓伟的课余时间是属于学生的，每次一下课，他就会被学生围在中间回答每个人的问题，常常晚上八九点钟才结束。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哪怕是节假日，只要学生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他。“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对我的，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老师对学生的爱是不变的，老师要对每一位学生、每一个家庭负责。”邓伟说，“艺术创作可能是一个人的事，但教育可以传承文脉，个体的生命也会更有意义。我在多年的拍摄中积累了一些艺术创作的经验，同时采访过许多对人类作出贡献的人，他们给予了我启迪，我愿把这些再传授给学生。”
在努力做好教师的同时，邓伟在摄影的道路上也在不断探索创新。他于2008年举办了奥运主题的“爱琴海的太阳”个人摄影展，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办了“北京人”摄影展，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又举办了“中国人”摄影展。这些利用假期拍摄、编辑的个人摄影专题丰富了邓伟的摄影实践，也被他赋予了新的含义：“做教师是我一生追求的事业，而摄影是一个实验场。教师的职业督促我不断学习，获取这一领域中最前沿的理论知识及讯息，而摄影实践让我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新的体悟、新的收获，我可以在课堂上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传授给学生们。”
如同最初的那个年轻的登山者，为了实现自己一个又一个目标，邓伟仍不知疲倦地攀登着……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邓伟小档案
邓伟，著名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荣誉高级会士。
他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出版《中国文化人影录》、《邓伟世界名人肖像摄影作品集》、《邓伟看世界》等20余部个人专著。他是迄今为止第一位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摄影家，曾多次在中、美、英等国及联合国举办个展。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希腊“索菲”奖、美国PPA国际摄影杰出贡献奖等荣誉，作品被英国女王、美国总统及中外数家国家美术馆、图书馆收藏。
2006年，邓伟在英国举办“风从中国来”个人摄影展。
▲钱钟书
▲朱光潜
▲杨振宁
▲基辛格
▲拉宾
邓伟在给学生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