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
从教以来，我一直在不停地阅读。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之一——或者干脆说，“阅读欲”就是我的“生存欲”。这种“阅读欲”源于自身的危机感。比起朱自清那一代中学语文教师——朱自清也曾在中学任国文教员，我们这一代语文教师有许多先天不足，无论我们现在如何“知名”，我们事业的“辉煌”都是有限的。我拿朱自清作为语文教师的典范，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太遥远，而且太理想化。那么，我就说一个近在身边的人，他就是我的岳父——乐山一中语文退休教师万鲁君先生。
和他相处，我既感到幸运又感到尴尬。幸运的是，20多年来，万老先生一直是我身边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教参”，他全方位地熏染着我。如果说我今天在教育上有了一点成绩，首先要归功于万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尴尬的是，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万老先生当作一个“参照物”，和他一比，我真是觉得现在的语文教师远不如他们那一代人。
我当然知道，我和我岳父之间的文化差距——绝不仅仅是语文知识能力方面的差距——主要还是历史与时代造成的。虽然如此，我仍然努力在精神上接近万老先生。正是在这努力接近的过程中，我的精神境界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提升。因此我并不自卑，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许多可引以为豪的地方。
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使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年轻人也迎来了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春天。这是我们比老一辈语文教师幸运的地方。多年后，于漪老师曾对我说：“唉，我们这一代语文教师被耽误得太多了，那时候，谁敢研究教育啊！连写篇文章去发表都要被批判为‘白专’，更不要说著书立说了！你们真是幸运，赶上了好时代，一定要珍惜啊！”我岳父也曾对我说：“唉！我们那时连批改作文本都得看看学生是什么成分——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即使作文写得不好也不敢打低分啊，要不然……”十几年来，他多次在我面前感叹：“还是你们现在好啊，赶上了好时代，可以在事业上放手大干一场！你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在圆我们当年的教育理想啊！”
无论是著名的于漪老师还是无名的我的岳父，他们都把未圆之梦托付给了我们啊！记得我当时对于老师说：“我明白您的意思，在我们这一代年轻教师的肩上，承载着两代人的使命！你们当年由于时代造成的事业上的遗憾，要由我们来弥补。”
然而，“弥补”需要功底呀——学问的功底、学识的功底，于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喝“文革”狼奶长大的我，除了读过上面所说的几本禁书，我的心灵完全可以说是一片文化荒漠。我还记得上大学一年级时的一个细节：我去图书馆借书，管理员问我书名，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是借《家》，只是用手中的笔指着借书卡上的书名登记。因为我旁边站着许多同学，我实在怕他们笑我：“哼！居然连巴金的《家》都没读过！”接下来的几年，是对文学名著和其他人文著作的“暴饮暴食”。再后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我阅读的视野更加开阔。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非常怀念20世纪80年代那“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人文学术氛围。正是在那样一个宽松的氛围中，我读了大量的人文学术著作。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都赞同，但这些著作不仅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从那时起，我就提醒自己，尽管我也许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在三尺讲台上通过语文教育传播人类文化精华，以行使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
这些阅读不但赋予我独立思考的信念，而且让我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俯瞰语文教育。我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当作文章学、修辞学、语言学、考试学的分析家甚至只是教材与教参的熟练操作者，而应该是文明的传播者、思想的启迪者、人生的导航者。这些阅读与语文教学并非没有关联，相反它能直接让语文课变得丰满而更有深度。
本文摘自《我的教育心》，李镇西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