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钱海涛 张雯怡
张培刚走了。2011年11月23日14时，这位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停止了呼吸，他终于能够安详地躺在床上，默默回顾他98年的坎坷人生。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武汉大学历史上著名的“四个一”学生，夺得“大卫·威尔士”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曾经的珞珈“哈佛三剑客”之一……
忆及1980年在北大听张培刚先生作外国经济学说的启蒙讲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说：“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出版张先生在哈佛得奖的论文。听众中的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对先生大有‘来历’毫不知情。不过听他操着浓重的湖北乡音讲解外国经济学说，实在很有味道。他对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知之广博又融会贯通。尤其讲到农村经济，他在理性的叙述中透着感情，对我们有很强的吸引力。”
的确，经济学家张培刚的传奇故事，了解的人并不多，但是提到他的学术成就时，许多我们熟知的著名经济学家给出了这样的赞誉——
厉以宁说，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人。
谈及张先生的贡献，胡鞍钢认为，在写《农业与工业化》时，张培刚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可以说早在多年前就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铺垫。他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国家是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是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人。
武汉大学的“四个一”学生
从年轻时开始，张培刚就在创造着各种第一。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他是著名的“四个一”学生：毕业时成绩全院第一，3年一次的庚款留美考试全国第一，第一个拿到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大卫·威尔士奖”（David Wells Prize）的中国人。
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他一边放牛、砍柴、插秧、割稻谷，一边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
农民生活的贫困、农业劳动的艰辛，从小就在张培刚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村里的孩子们为了比谁家富裕，吃饭的时候把饭碗里的菜叶扔到水塘里，看谁的菜叶泛起的油花多，结果大家的油花都不多。
张培刚从小学习勤奋。1925年春，小学毕业后的张培刚告别家乡，进入当时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学习。1929年春，只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张培刚又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第二年顺利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除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浙江大学短期任教外，张培刚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走遍了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多个省份的农村，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发表了40多篇农村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论文。
在论文中，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即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而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直接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
拿下“小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1941年4月，张培刚成为全国16名考取清华大学庚款留美的学生之一。7月，他从云南出发，经重庆飞到香港，再转乘邮船抵达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后改学经济系。
1943年冬，张培刚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他选择《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他每天一泡就超过12小时。张培刚曾回忆说，当时自己阅读了德文、法文、英文的参考书200多本，研究了180多位经济学家的论文。
1945年，张培刚写完了在世界经济学界具有拓荒意义的《农业与工业化》，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张培刚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没有我大学毕业后走遍国内数省，先后6年的实际调查，特别是如果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我是写不出这篇博士论文的。”
在此之前，世界上尚无一本系统著作，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农业与工业化》为现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Michael Fisher）曾盛赞，该书是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1951年，该书还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张培刚以Peter Chandler为化名参加了“大卫·威尔士奖”的评选。他的论文被评为1946年至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并获得号称“小诺贝尔奖”的“大卫·威尔士奖”（David Wells Prize）。这个荣誉是哈佛大学建校800多年来，第一次颁给中国人。
接到获奖通知时，张培刚高兴极了。一直以来，留学美国的他总是憋着一口气：“我可以跟洋人比，我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更强。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不弱于你们，甚至可以强过你们。”
张培刚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我国著名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不无感慨地说，当年自己的博士论文也曾入选威尔士奖，但是最终被他的同班同学张伯伦（E.H.Chamberlin）获得，今天他终于看到一位中国的留美学生获得了这个奖。当年与陈岱孙先生竞争的那位同学，正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伦。
一位“背钢枪”的“工头”
1946年，张培刚婉拒了哈佛大学留校任教的邀请，放弃了联合国月薪高达600美金的美差毅然回国。他说：“因为中国穷，国家有难，我回来是共赴国难的。”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后被称为“哈佛三剑客”。许多学生都因看了招生简章上张培刚的介绍而慕名报考武汉大学。
但令张培刚没有想到的是，随后而来的是近30年的曲折人生。渴望学以致用，大展其才的张培刚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数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被安排在一个远离经济学研究的岗位上。他的学术研究，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旋即熄灭了。在张培刚正当壮年、最富创造力的30多年中，他忙着养牛、种地、盖房子，几乎与世隔绝，曾经在哈佛的那段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决定组建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张培刚当时还在北京学习，有人推荐他担任包括华中工学院在内的三院建校筹委会委员兼基建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
一纸委任状从此改写了张培刚的人生轨迹。他由一个经济学家变成了一个“工头”，他工作的地点从神圣的学术殿堂转向了人声鼎沸的工地。后来，经济学家张五常评论此事说：“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就是大材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的人才。”
1956年的一天，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找Peikang Chang。中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后来经指点，两位学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华中工学院，见到了正在工地上当“工头”的张培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培刚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大肆批斗、抄家，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赚钱买来的大量外文书籍和重要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被毁。曾给他带来骄傲的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因此被冠以“战争贩子”等一系列罪名。就在张培刚因为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研究，在不停接受批判时，美国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再次出版发行，他的外国同行们的学术研究正如日中天。
曾与张培刚同样获得过那届“大卫·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获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随后刘易斯又以“发展经济”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个观点张培刚早在20年前的论文中就已提出来。外国同行们的履历上添上了一笔又一笔闪光的荣誉，而张培刚的履历表上关于那段岁月的记录，只有简单的7个字：文化大革命，劳动。
张培刚曾经接受劳动改造的村子里，有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位带着眼镜的张老师。村里常用的独轮粪车最难推，有几百斤重，但是文弱的张培刚一下子竟能推出好远。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张培刚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自己微妙的处世哲学，“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文字中不乏唏嘘和无奈。
“反动权威”的“牛肚子”理论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年过六旬的张培刚终于重返学术舞台，在华中工学院开设了经济学专业。他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1978年，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词典》的编撰，主修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随后，他又成为第一批给国家领导主讲“外国经济学”的专家，并与厉以宁合写了《宏观与微观经济学》，最早把西方经济学（即市场经济学）介绍给国人。张培刚以和他年龄不符的干劲与超乎寻常的热情，通过著作、讲学、频繁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全面介绍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卧病在床的张培刚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却一直“雪藏”的《农业与工业化》，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将其修订、整理出版。这本在国外早已得到广泛赞誉，在中国却被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作终于有了中文版。张培刚的大名在那段时期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频频提及，《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也在沉寂多年后逐渐引起了重视。当时，距离张培刚完成这本著作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
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刚认为，张培刚在写《农业与工业化》一书的时候，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他认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了张培刚提出的这个理论，早在多年前张培刚就已经作出了理论铺垫。
曾把刘易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中文的清华大学教授梁小民认为，张培刚在书中主张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要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而不是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观点比刘易斯更具前瞻性。刘易斯本人后来也对自己曾主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观点有所反思。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有学者提出，发展经济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快要“死亡”了。而此时，张培刚却全面提出创立新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引导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
1989年，他撰写了论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随后在1992年的著作《新发展经济学》中深入细致地论述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年近八旬的他将发展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世界经济学领域自成体系，并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经济学家，张培刚是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这一时期，张培刚联系农村生活经历，提出了著名的“牛肚子”理论。用一个浅显的比方生动地诠释了“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他是这样说的：“小时候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掉到泥潭中。为了把牛拉出来，大家使劲牵牛鼻子、拽牛头都不管用，牛身子还是越陷越深。但当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后，再一使劲，很快就将这头大牯牛拉出了泥潭。”
他认为，中国很大，上海和沿海地区就是牛鼻子，广大的中部地区是牛肚子，重庆和西部城市是牛尾巴。中国的经济发展地域差别非常大，西部最为落后，中部较为先进，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最为先进。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扯牛尾巴，牛肚子却依然坠在地上，是没有用的。区域经济不能差别过于悬殊，要实现全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尽快使中部崛起。否则就像拉陷入泥潭中的大牯牛一样，使劲的部位不对，劲越大，牛反而陷得越深。
张培刚的老年生活是平静的。每两周一次，与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开研讨会，他坚持了20多年。他的弟子、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建华回忆说：“张老一直在参加双周研讨会，直到90岁，活动实在不方便了才停止。”学生把张培刚看成是“镇院之宝”。
在学术上，张培刚强调的是创新，他认为搞学术就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创新，不能只跟随别人，当然创新也要有依据。张建华始终记得张培刚说过的话：“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要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独立和繁荣。”
除了带领学生进行课题研究外，张培刚每天都看很多书，读武打小说是他最大的乐趣，他甚至会计算各个门派在决斗中死了多少人，在书页上写下很详细的备注。
1998年，张培刚得知，申请了多年的博士点被批准了。当时，他已经85岁，以如此高龄成为博士生导师在我国绝无仅有。
2006年，为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以及整个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张培刚以93岁的高龄领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基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同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颁发。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年近百旬的张培刚亲手为第三届获奖者、来自他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帕金斯（Dwight Heald Perkins）颁奖。
历史距离张培刚最辉煌的那刻已经过去了60多年。胡鞍钢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请他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正如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钱纳里所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记者手记：大师的背影
没想到，对张培刚先生的采访，从头到尾竟持续了近一年。
还记得去年的腊月，一个难捱的阴冷冬季。在武汉的同济医院终于见到了他，这个97岁的老者似乎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多数时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
这个深陷在沙发里的瘦小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来访者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坐在旁边当起了他的“传声筒"。
老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老人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留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他喜欢听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哪怕生活费捉襟见肘。当年，32岁的他，凭借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大卫·威尔士奖”，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获此奖项的东方人，后来被中国的学者加上了“发展经济学之父”的桂冠。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老人用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地说：“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其他的似乎不愿多说什么。
他的书房悬挂着一副对联，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这副对联，是张老对自己一生为人治学的自勉，更是表达一种豁达的胸襟。
（程墨）
延伸阅读
我的大学 我的老师
■张培刚
1930年秋，我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那时法学院教师阵容极强。就经济系而言，著名教授及其开设的课程有：周鲠生（宪法、国际法，法学院共同课程），杨端六（会计学——含成本会计、货币银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财政学），刘秉麟（经济学、货币银行，经济学说史），陶因（经济学），任凯南（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李剑农（中国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朱祖诲（统计学），张竣（国际贸易——含海运保险）等，可谓极一时之盛。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教学，有三大特点：第一，教与学极其认真。那时经济系的教师，大多数留学英国，只有陶因师留学德国，而周鲠生师除留英外，还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学风和作风踏实认真，注重基础，人人国学功底深厚，撰写讲稿和发表文章水平极高。这对青年时期的我影响极大，终生奉行不渝。第二，理论与实务并重。比如设置的课程，既重视理论课程，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等；又重视实用课程，如会计学、成本会计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等。因此武大经济系毕业的学生，一方面，不少是在大学讲授经济学或经济思想史课程，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在国家机关或实际部门担任会计或统计工作，不少还担任大型国营工厂如钢铁公司、机械厂、造船厂等的会计主任或会计处长。第三，那时武大法学院的经济系在课程设置上，还有一重大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法学课程，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宪法、国际法外，又有必读的民法概要、商法、保险法、劳工法等。
我在武大经济系本科四年，年年得系奖学金，毕业时得法学院奖学金，这段勤奋学习的岁月，确实为我后来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从事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研究并取得较优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中还要着重提到，为我们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任凯南老师。我记得，任师讲课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激昂处，喜用口头禅“满山跑”。任师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堂外阅读英文参考书，主要是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任师见我读书用功，特从自己的书库中，拿出英国瑙尔斯(L．C．A．Knowles)女教授撰写的一本英文名著《19世纪产业革命史》(伦敦，1927年版)送给了我，让我细读。在大学毕业前的一两年内，我确实挤出时间将该书读完。
任先生讲授的这两门课，加上阅读有关的英文参考书籍，使我开始认识到两点：第一，像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除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兴办现代大工业之外，别无振兴经济之道。第二，我从老师的讲课和自己阅读欧洲经济史的书刊中，得知在城市大工业兴起过程中，却引起乡村工业纷纷破产，加上不断圈地使土地兼并之风按踵而来，又使得广大农民失掉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街头，景象十分悲惨。因此，我不断思考，终于又得出一条崭新的思想：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必须实行农村工业化。这一思想体现在两年后（1935年）我发表在胡适之先生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的《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中。与此同时，也使我初步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还必须借鉴于西方。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担任过武大校长的周鲠生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法学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宪法和国际法。在我的记忆中，周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一进教室，首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先生担任武大校长。周校长有孕育栋梁的博大胸怀，爱才、惜才，也善于大胆启用青年人才。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尚未毕业，他到美国，就预先聘我和吴于廑、韩德培三人学成后到武大任教。后来我们三人就被称为“哈佛三剑客”，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我还邀了一批国外留学生相继回国到武大任教，曾给董辅礽说过：“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师资最整齐，最年轻，水平超过南开。”
（摘编自张培刚2007年9月《感恩母校 怀念老师》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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