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节，我想起了31年前那个清明我主持的一个立碑仪式。
解放战争时期，我的舅舅在哈尔滨我大姨家随军南下，解放后先在南昌，后被下放到宜春，在那里建立了家庭。上世纪60年代初鲁北乡村闹饥荒，很多乡人外出谋生，我的姥爷姥娘就去了舅舅家。他们在那里待了不久，就开始惦记我们一家子，不顾舅舅的劝阻，执意返回山东。回来不过几年，二老竟相继离世。舅舅为此悔恨不已，直至退休后回老家，还念念不忘，而且几次来信嘱咐我，到清明莫忘为姥爷姥娘添坟。
1988年春，舅舅来信说要为姥爷姥娘立碑，让大哥在这边着手操办，等碑刻好他们就于清明回来。那时，我们这边乡村闭塞落后，人们还没完全从各种运动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乡野的坟头上看不见石碑。大哥在禹城打听到一个刻碑的师傅，但那人只负责刻碑，石料需自备；虽几经周折，还是买不到碑石——立碑成了一件让人犯难的事。无奈之下，舅舅只得在宜春选料刻碑，上下火车，由两个表哥轮流背着——那石碑高一米五多，宽约60厘米，厚度也得十几厘米，重达百余斤，这一路两三千里地，其间还要倒车，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这块普普通通的石碑便有了特别的纪念意义。不知刻碑前，舅舅和表哥他们下了多大的决心，对家乡的落后不知又有多少怨言。
那次清明前舅舅一家全来了，舅舅、舅母，两个表哥连同表嫂们，以及他们才几岁的女儿，还有表姐，单从阵容上看，就知道舅舅对立碑一事是多么重视，这可以说是他晚年所做的一件大事，舅舅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弥补对姥爷姥娘的亏欠，报答父母的恩情。
立碑自然要搞一个仪式。舅舅先要到村里与他的一个堂兄商议。商议之后，通知了亲朋故交，于清明这天立碑，我被安排做仪式的主持。之所以这样安排，大概舅舅知道我略通文墨，又是教师，一定能办好这件事，我也没推辞。那时我20出头，上班一年多，对这些事知之甚少，也没与舅舅商量，就直接起草了一个纲目性的程序，也没征求舅舅的意见。那天上午，亲朋五六十人早早聚在墓旁，默默看着几个工匠砌好底座，用水泥将石碑固定好，然后放了鞭炮；接下来该我出场了，我走出人群，念完了那段简短的文字，就完事了。除了对二老三鞠躬这个情节还记忆犹新，其他都不记得了，只觉得简单而仓促，不够庄重。
后来每忆及此事，我总想：舅舅既然如此重视，仪式既然如此隆重，其实他应该主动站出来说几句话，他心里也应该有一番话要说的。姥爷姥娘同很多农民一样，勤劳简朴，与人为善，也饱经风霜，历尽磨难，最遗憾的是他们晚年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这是舅舅多年来内心的愧疚，他始终无法释怀。当众说出来，既表达对二老的追思，也可释放一下内心的积郁。可惜，他也省略了这个环节。我想，舅舅在外工作了一辈子，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在政治风浪中起起落落，这些他都可以不说，但为什么对二老一生的不易，对二老的感情，不借机表白几句呢？我想，他可能不愿再翻那本刻骨铭心的旧账了，过去的就永远过去吧，人毕竟要面向未来。
我出生之前姥爷姥娘就过世了，偶尔母亲会说起他们，也是三言两语，再加上我那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很难体谅舅舅他们这代人对二老的深情。现在我也是奔六的人了，父辈一代都已先后作古，每忆此事，总觉遗憾，总有一些难言之隐，总会涌起一些复杂的心绪。我想，时间会抚平一切伤痕，包括那可以言说和不便言说的种种。
（作者单位：山东省齐河县第二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