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
大学校长，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也是一个很不轻松的职业；在中国，更是如此。同国外大学校长相比，中国大学校长承担的内部责任更重，受到的外部制约更多，背负的社会期望更大，得到的新闻媒体关注度更高。重视教育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当今中国家长们对教育问题的所有关注，最后都聚焦到大学，尤其是为数不多的全国知名大学和重点大学。这就要求这些大学的校长们，要具有更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倍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大学校长面临的问题很多。根据我个人近年来的经历、体会、观察和思考，觉得有八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
第一，书记与校长。党政两个一把手的设计，是有好处的。比如担水：一个人担，有自由，想走多快就走多快，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会很累，也许会选错路；而两个人担水，就省力气多了，选路也多了一个脑袋。当然，这需要两个人方向一致，步调一致。如果书记和校长能够做到“性格相容、理念相通、相互坦诚、高度信任”，那就不仅仅是书记与校长个人之大幸，更是学校工作之大利。
第二，专职与兼职。校长都有教授头衔，重点大学校长通常都是本学科的知名教授。但这只是意味着校长的过去和学术出身；当了校长之后，校长就是主业了，教授最多只能是个副业和个人兴趣。人的精力有限，唯如此，方能尽职成事。学校发展之事，为师生服务之事，其意义是远大于个人学术成就的。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校长，成为“不带研究生、不主持科研项目”的专职校长了。即便那些出于各种客观原因，仍然是“双肩挑”的校长，也开始不断地卸减教授的担子，更加专注于校务工作。
第三，人治与法治。我国有人治的传统，大学也如此。人治，来得快，也灵活。但是，有短利而无长效，乃至为短利而损长效。法治，比较费时费力，但是，时间越久，利处越显。所谓的“校长治校”、“教授治校”等，都不准确。应该是各司其职，依法治校。依法治校，首先是领导要守法，不能图一时快意速效，把制度放到一边，灵活处理。否则，必定是鞠躬尽瘁，混乱不已。
第四，民主与集中。决策过程中，要充分民主，可以各说各话；决策作出后，则必须集中，不能各行其是。班子会上，可以有很多声音；班子会后，就只能有一个声音。会上的多种声音，保证了会后的一个声音。民主，极为必要，民主让决策结果更科学。而集中，也是必须的，集中让决策能够顺利实施。
第五，有为与无为。大学工作极为繁杂，校长必须管事，但又不能事事都管。应该是先有为（组织制定制度），后无为（下级照章办事）。重要的事，下级解决不了的事，亲历亲为；其他的事，按职责分工，让别人去为。
第六，会说与会做。会说，是有想法；会做，是有办法。会做，无疑是根本。光有宏伟的想法，好听的说法，没有具体的做法，落实的办法，就只能是一堆优美的空话。而光会做，有时也不够，还需要会说。会说，是凝聚内部共识的需要，也是获得外部认同的需要。
第七，做事与待人。当校长，无法回避各种矛盾，也一定会得罪人。我推崇的原则是：严谨做事，宽厚待人。做事，一定要按章法，以事业为重，不能含糊迁就，要严格严谨。而待人，则要尽可能宽厚，尽可能包容，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给予最大帮助和充分照顾。
第八，学习与创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然而，学习不是照搬，不是拷贝。外国的经验，外校的做法，只能是个参考。最关键的，不是形式，而是本质——大学办学规律。探索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一定要结合国情和校情，来进行创新。我校近年来认真学习借鉴，积极改革创新，取得了一些成效。而未来的学习和创新之路，仍然很长。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