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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刚到北京的我，最先去的地方就是圆明园。这次为编辑杂志，我又去了次圆明园。夜晚，万籁俱寂，月光洒在残缺的石柱上，一种深沉的废墟美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想，感受历史再没有比圆明园更好的去处了。
月色如水，秋虫哀鸣，我在想，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８日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英法联军的士兵明火执仗放火焚烧圆明园的情景。我在猜想下令放火的指挥官的心理，他是怎么想的？
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因为英法联军的指挥官事后撰写了许多回忆录。
圆明园被毁，直接原因是英法联军的报复行动。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以更换条约为名，攻陷大沽口炮台，占领天津，进军通州，直逼北京。当英法联军在天津和通州时，清政府与其有过一系列的外交谈判。
通州谈判时，英方派代表巴夏礼率领３９人参加，腐朽的清政府答应了英法联军提出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在枝节问题上却是寸步不让，譬如：在巴夏礼面见皇帝时“跪与不跪”这一点上争执不下，钦差大臣全权谈判代表载恒说：“按中国礼制，见皇帝必须跪拜。”巴夏礼说：“我非中国之臣，怎能解袍跪拜？”争辩既久，相持不下。清政府接到谈判通报后指示：“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巴夏礼拒不接受，扬长而去。清政府则指示僧格林沁将巴夏礼一行３９人截拿扣押，押往北京作为人质。
巴夏礼一行３９人，实际是外交使节，扣押外交使节这本身就是一种落伍的、愚蠢的、不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扣押人质的行为导致英法联军迅速进军，兵临北京城下。
英法联军一方面催讨被扣人质，一方面进攻圆明园。炮火中皇帝和嫔妃仓皇出逃。圆明园落入侵略军之手，接着是连续两日的抢掠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但似乎还没有烧毁圆明园的企图。
三日后，皇帝的弟弟奕忻在武力的逼迫下向英法联军交还了人质，但３９名人质，生还的仅有１８人，其余归还的全是尸骸，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尸体是七至八块。
英国公使额尔金和英军司令格兰特见到人质和尸体后，决定以火烧圆明园作为报复。额尔金发表声明表示他之所以必须将圆明园焚毁的原因：
“余可以要求巨款，以惩戒清政府，然其罪恶如此，岂区区金钱可以救赎……
余未尝不可提议将陷害我国人及破坏休战局面之辈交出惩办。然所指过于笼统，清政府必交出下属，牺牲者徒为下属……”
故反复衡量的结果，只有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 否则遇难诸君之仇永不可复，而且此举能给中国皇帝以极大的打击。
清政府杀害人质的行为使本为强盗的侵略者似乎成了讨伐无道的义师。
如今圆明园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这使我想起关于世界文化遗产高于主权，属于全人类这一思想。当年的英法联军统帅额尔金、格兰特不可能具有这种思想，他们把辉煌的皇家园林看作是中国皇帝的私有财产，是他们报复和发泄私愤的对象。
１９４５年二战行将结束时，美军轰炸东京和奈良时，请清华的教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图上为其标出著名的文化古迹的位置，以免被炸。
两相对比，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进步。
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展还不止这些，圆明园遗址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战争从大的方面讲, 是国力的较量，从微观的角度讲，也是人性的较量。圆明园的悲哀在于她没有被毁于炮火，而是毁于人性的丑恶。
抢掠被占之地，毁坏文物胜迹，虽处战争，亦属强盗之举；扣押使节，虐待俘虏，杀害人质，如今不仅为各种战争法所不容，也为文明人所不齿。
在关于圆明园遗址是否重建和怎样重建这个问题上，也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思想的日趋成熟。譬如：１９８０年，在包括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各界名人在内的１５８３人发起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中，有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是不妥的。这一倡议的主旨在于重现圆明园，将圆明园建成一个游览性质的公园。今天，停留在这样层次的倡议，是不会有这么多人签名的。
今天，人们意识到了圆明园作为一个废墟本身的历史遗迹价值，是否重修？怎样重修？不同的观点在激烈的争论，争论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圆明园总体规划决定仅仅重修圆明园遗址的１０%，这显然是一个在重修与反对重修之中的一个折衷的选择。折衷比起争论来也是一个进步。
圆明园遗址告诉我们的，还远远不止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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