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迈南
许多前辈科学家都还记得，20世纪40年代有一段时间，国际上一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忽然“失踪”了。直到美国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这批科学家才又在公开场合露面。
中国也有这样类似“失踪”的科学家，邓稼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所从事的工作，在一段时期属于国家的高级机密。
要放个“大炮仗”
事情要从1958年秋季讲起。有一天，当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那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1950年他同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物理学家面前时，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高兴。几年里，邓稼先和老科学家们一起艰苦创业，新中国第一所近代物理的研究机构渐渐壮大起来。
当中国核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说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而且要邓稼先参加时，他立刻明白了，这是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一时间，他不免有些惶恐、胆怯，说：“啊，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这天晚上，邓稼先一夜未眠。妻子许鹿希见他神情有些异常，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什么，我要调动工作。”他平静地说。但想到以后不能经常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满怀歉意地说：“鹿希，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和他的妻子忆起了许多往事，谈到过去的共同经历和国家未来的前途，两个人都很动感情。许鹿希是许德珩许德珩：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先生的长女，她虽然不知道邓稼先要调到哪里，干什么工作，但是，她明白她的丈夫要做的一定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大事业，而且相信他会豁出命来干的。这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国破家亡的苦难──“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他们都深深地懂得，一个国家没有自卫能力，必然任人宰割，老百姓没有活头!现在，当听到中国这样一个百余年来任人欺凌的落后国家，也要研制战略核武器，以加强国防时，邓稼先当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从此，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在公开场合便销声匿迹了。
艰苦创业的年月
邓稼先走进了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那时，所谓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还只是一片庄稼地。而科技人员呢，也寥寥无几。他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不得不从头做起。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砍高粱、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
在这以前，聂荣臻元帅曾代表中国政府到苏联签订过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答应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为陈列这个模型，邓稼先他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派人到车站接了几次都未见到模型的踪影。一天，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邓稼先找去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了。”不久，协议被对方撕毁，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
“研制战略核武器，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邓稼先对年轻的大学生们说。他还这样鼓励周围的年轻人：“干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
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的先行工作就是“龙头”。这件先行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原子弹各种工程设计的成败。有史以来，中国人谁也没有造过原子弹，也就无所谓有什么权威。在国外资料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边读书，边讲授。年轻人叫他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干吧!”有时，他备课备到凌晨四点多，在办公室里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在那些日子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一天到晚晕乎乎的，走在路上还想着原子弹，有一次竟连人带车掉到沟里。
邓稼先他们含辛茹苦地工作到1959年，就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的轮廓勾画出来了。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他们把各种数据都搞得扎扎实实，哪怕是其中一个细小的疑点也不放过。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天三班倒，用四台手摇计算机日夜连轴转地算了九次。这样细致地做了以后，他们还不放心，又请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人从物理概念出发进行估计，结果证明邓稼先等人算得的数据是正确可靠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腾空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
这里就是战场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了他和其他科技人员的肩上──研制氢弹。
又是一件需要付出艰巨劳动的工作。他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尤其是担任了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院长，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人要想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掌握这些技术，除了党和国家给予必要的支持外，邓稼先等人作为直接参加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研制氢弹和新的战略核武器的过程中，作为一位组织者和参加者，他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邓稼先的同伴们这样说。他们说，每一次新的战略核武器的重大突破，每一次里程碑式的试验的成功，都是和邓稼先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在特种材料加工的车间里，在爆轰物理实验场和风雪弥漫的荒原上，一年到头，他风尘仆仆，四处奔波，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哪个岗位的工作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邓稼先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模式──亲临第一线。他东奔西走，风餐露宿，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十年的时光。失败的风险，成功的快乐，大戈壁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谁能想到，在一次巨大的成功之后，他竟险些倒下不起。那是一次地下核试验。马上就要开始了，试验场上千军万马在等待着庄严的“零”时的到来。核装置徐徐下井了，各种测试仪器一齐开动，监测着各种数据是否正常。核装置下到深处的时候，突然有个信号测不到了。
“怎么办呢?”科技人员回到帐篷里商量来商量去，有人主张把核装置从井里提上来拉回厂房查清原因；有人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主张就地解决问题后继续下井。大家从夜里12点钟一直讨论到天亮，最后邓稼先比较了各方面的意见，决定在现场采取妥善处理办法。他跟科技人员来到井口附近，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问题。戈壁滩上风沙呼啸，寒风刺骨，气温已经是零下30多摄氏度了!有人见他实在太疲倦了，劝他说：“邓院长，你回去吧！”
邓稼先严肃地拒绝说：“不，这里就是战场，我不能走！”故障排除后，他才和大家一起离开了现场。
试验成功之后，开庆祝会的时候，他兴奋极了。由于过度紧张劳累，几天吃不好饭，他只喝了一小杯酒，竟当场晕倒了。在场的人赶紧扶他躺下，一量血压竟是零。
医生整整抢救了一夜，邓稼先才睁开了眼睛。苏醒后，他问的第一件事是：核爆的测试结果如何?各种数据都拿到了没有?他仍然不肯休息，随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这就是邓稼先!一个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