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后不久，正碰上困难时期，到处都在议论粮食短缺的问题。不时听说有些人饿死了，有些人被饥饿所逼而逃荒他乡，更多的人被饿出水肿病──父亲就患了这种病。他脸色苍白，全身浮肿，用指头在他的肌肤上戳一下，戳出的一个小小肉窝，久久不能恢复原状。
街上什么东西都贵得吓人，而且没有什么吃的可买。出现了很多乞丐，三五成群的。更可怕的是一些劫犯，专抢吃的东西。有次我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刚走出店门，手中一只热腾腾的馒头就被一个小劫犯呼地一下抢去了。工人模样的人马上追过去，揪住那人的头发便打，大哭大喊，硬要用水果刀杀了小劫犯。但任凭他怎么打，劫犯既不还手也不闪避，只是缩着脑袋大口吞吃，一晃眼那只馒头就吃得干干净净了。
口粮标准一再减低，政府提倡用瓜菜来代替米粮。但那时候瓜菜也很难买到了。早上去买菜，得带上一种购菜卡，根据卡上的购菜限量标准，每人可买上二两或四两。很多小学生也挤在菜店前的长长队伍里，伸长颈脖对那些售货员大喊：“爷爷──”“奶奶──”“姑姑──”……他们竞相讨好售货员，无非是为了在买菜时能多得到一个小萝卜或一根小苋菜。
父母想尽了办法来让我们姊妹4个不至于饿倒。有一次，爸爸弄回了很多红薯藤，说要在红薯藤里提取淀粉。我们挑了一根藤，咔嚓一折，藤的断口上果然渗出了星星点点的白色浆水，使我们欣喜异常。可是我们将这些红薯藤放到锅里煮熬了好半天，仍然只得到半锅黑黑的水，又苦又涩，半点儿能塞塞肚子的固体物质也找不着。
家里吃饭也开始计划配给。每天早上，母亲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切下一块细糠饼，将细糠饼的大小厚薄仔细比较，怕分配得不公平。到中午，则把半锅饭搅得泡泡松松的，往桌上每只碗里装上一勺，就不可能再多了。我是最小的孩子，我的碗也是最小的。每次我都勾勾地盯着哥哥姐姐的大碗，觉得母亲对他们偏心，让他们吃得多。其实后来我也慢慢看出来了，哥哥姐姐也都眼勾勾地盯着我的碗，在羡慕嫉妒我碗里的丰满。
出于对父母的畏怯，我们都不敢争吵。默默地咽下一丝口水，然后默默地离开饭桌上学去。
有一天，妈妈从乡下探亲归来了，带回半布袋蚕豆，还带回了大小4只鸡！此起彼伏的鸡叫声带给了我们很多欢乐和想象。我想象以后鸡能生很多蛋，而那些蛋又能变成小鸡，小鸡长大以后又能生蛋。
给鸡找食的任务当然交给了孩子。每天放学以后，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鸡，有时还带回几个同学，让他们也能来逗鸡，见识这些颇为珍奇的小动物，共享我的幸福。然后，我就提着小竹篮出去挖蚯蚓，或是网捕飞虫，或是在路边捡烂菜叶。为了找到足够的鸡食，我得走很远很远，天黑时分才能回家。
哥哥姐姐比我忙，正准备考初中或考高中。他们常常为了赶课外作业而不能陪我出去找鸡食。碰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怨恨，觉得他们对鸡无情无义。
更可恼的是，他们俨然已经是半个大人了，经常附和着爸妈，用大人的腔调来提供杀鸡的理由。他们说，鸡不是人，养大就是让人吃，就要杀。他们议论着应该杀那只黑的，然后再吃那只白的……这种议论总引起我一场大吵大闹大哭。
不准杀鸡！──我吼得天昏地暗。
尽管一次次抗争，鸡还是一只只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生蛋最多的黄色母鸡。这只鸡孤零零的，在小院子里踱来踱去，哪儿也找不到它的朋友。直到放学时分，才有我来给它喂食，对它说话，把它抚摸。它对别人似乎都有些畏惧，见人就惊慌地躲避，但对我十分亲热温顺，似乎已熟悉我。我压它低头，它就久久地低头；我压它蹲伏，它就久久地蹲伏，非常听话。眼睛老投注于我，好像看我还有什么吩咐。有时候发出低声的“咕咕咕”，似感激，似撒娇，又似不安地诉求什么。
为了让它生蛋，父亲以前在分饭时，总在锅里剩一口留给它，让它吃点精粮。后来，全家饿慌了，父亲就说：“人还吃不饱，还管得上它!”于是就把它那一份口粮取消了。我觉得不忍心，每餐饭我都在自己的碗里留一口，去小院里拨给它。
爸爸说：“你自己也没吃够，不要留给它了。”
我一声不吭端着饭碗走开去。
爸爸叹了口气：“这孩子……”
最揪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最后一只鸡也不生蛋了。那几天父母好像在悄悄议论什么，我一跑过去听，他们又不说了。我还是提心吊胆，成天警惕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看是否有杀鸡的迹象。如果有，我一定要拼命大闹一场的。爸爸一会儿安慰我，说不会杀的；一会儿又说服我，说出很多人比鸡重要的道理……这些使我的心情越来越乱，也越来越沉重。
我放学回来，见小院子里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粘满糠粉的鸡食盆，而厨房里飘来一丝鸡肉的香味。我明白了。我知道我无能为力。我再也忍不住，跑到房里扑倒在床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几块鸡肉被夹到了我的碗里，是母亲特意留给我的。一餐又一餐，它被热了一次又一次，但我还是没有去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