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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60～1904）Chekhov，Anton Pavlovich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904年7月15日卒于德国巴登维勒。祖辈是农奴，祖父时一家赎身为自由民，父亲以开杂货铺为业，1876年破产迁居莫斯科。
生平契诃夫于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就读。1884年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对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从大学时代起为发表作品同各种不同倾向的报刊编辑接触，称自己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仍承认“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为此感到痛苦。1890年4月，为探索人生和深入了解社会，不辞辛苦到政府放逐犯人的库页岛，访问了近万名囚徒和移民，同年12月回到莫斯科。这次8
个月的远东之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中断了同反动报刊的合作，认识到一个作家不应不问政治。不久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据实揭露俄国专制统治的凶残。1890～1900年间，曾出国到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1892年在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购置了梅里霍沃庄园，在那里住到1898年，后因身染严重的肺结核病迁居雅尔塔。在此期间，同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以及画家列维坦、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往密切，结下深厚友谊。1900年获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1年与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结婚。
受19世纪末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契诃夫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为，1902年为伸张正义愤然放弃自己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1903年曾出资帮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等等，表明他的坚定的民主主义立场。
1904年6月契诃夫病重后前往德国治疗，后去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创作契诃夫自19世纪80年代初步入文坛，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其发展大致可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880～1886年，用笔名“东沙·契洪特”发表了大量短篇诙谐幽默故事。其中多数尚属肤浅之作，但也有一些针砭了时弊，给人以较深的印象，如《一个官员之死》和《英国女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80年代中期发表的《哀伤》、《苦恼》和《万卡》等，用冷峻的笔触描写普通劳动者和穷人孩子难以诉说的苦难，表明作者的创作转向直面人生。
第二阶段，1886～1892年，1886年他首次署真名“安东·契诃夫”发表《好人》和《在途中》。小说体裁兼有中短篇，题材广泛，主题多含严肃的社会性，从各个角度提出“这生活是怎样反常”的问题。如《仇敌》、《渴睡》、《草原》、《命名日》和《公爵夫人》、《哥萨克》和《灯光》、《没有意思的故事》、《在流放中》和《第六病房》等，都是他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其中最后一篇，曾使列宁深受感动。
第三阶段为1892年以后。作品大多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上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代表作《带阁楼的房子》和《我的一生》对当时流行的“小事论”渐进论和托尔斯泰的“平民化”’了否定性描写，认为需要有“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套中人》揭示了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中保守势力的猖獗和虚弱，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新的社会情绪；《带狗的女人》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虚伪生活的无聊和可憎可恶；《醋栗》和《姚内奇》批判了蜷伏在个人幸福小天地里的庸俗和无聊，指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争“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女人的王国》、《农民》、《出诊》和《在峡谷里》等篇，生动地展示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俄国社会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农民破产和富农的贪婪残酷等可怕景象；《未婚妻》的主人公甚至提出要“把生活翻一个身”，表达出奔赴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这个阶段的作品，虽仍限于中短篇，但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他所写的是“对生活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成果”，是“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因此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契诃夫从19世纪80年代起同时进行戏剧创作。最初写的都是戏剧小品或独幕喜剧，内容接近早期幽默故事。较出名的《伊凡诺夫》属正剧，批判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接连完成4部多幕剧。第一部《海鸥》，通过3个性格迥异的艺术知识分子的内心冲突及不同命运，表明只有对艰难现实怀有信心的人才有前途和价值。第二部《万尼亚舅舅》，写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心灵上遭受的摧残和他们在现实中的悲惨处境，作者同情主人公的善良勤恳，谴责其因缺乏理想而变得消沉的人生态度。第三部《三姊妹》所写3位年轻知识分子女性都很善良、真诚，渴望光明美好的未来，却无奈只能生活在痛苦的期待中。借此成功地揭示了现实中“美的毁灭”的主题；同时通过男主人公吐露的“巨大的、健康的风雷已经临近”的预感，给剧本整个压抑哀愁的图景增添了一丝乐观的亮光。最后一部《樱桃园》，展示俄国贵族庄园无可挽回的没落及其为资本势力代替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借青年主人公的形象使告别过去的哀伤同向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交织在一起，砍伐樱桃园的刀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尽管这“新生活”并不明确。这4部剧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作家中后期的一些小说基本一致。都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是通过各色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揭示社会的重要迫切问题。剧情的开展朴质自然，同时含有丰富的潜台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充满诗意。
影响契诃夫的创作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他的中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在戏剧方面的成就堪与易卜生媲美。在中国，契诃夫的作品在他逝世后不久便开始译介过来，现在几乎所有他的小说和剧本都有了中文译本。若干名剧曾多次在中国剧院上演，拥有广大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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